紅樓遺夢

2021-10-12 21:01邱圣翔
中國藝術 2021年4期
關鍵詞:文創設計元素紅樓夢

邱圣翔

摘要:本文主要對《紅樓夢》元素文創設計的四個層面——消費、技術、現代性以及可持續發展進行研究。透過消費視角,研究《紅樓夢》元素文創設計的成因以及其發展模式背后潛在的邏輯;從技術視角著手,梳理出《紅樓夢》元素文創設計現今的發展狀況;從現代性層面剖析了紅樓夢文創現存的問題,旨在探討《紅樓夢》元素文創設計在未來可發展的方向。

關鍵詞:《紅樓夢》 元素 文創設計

《紅樓夢》元素文創設計是指運用古典小說《紅樓夢》以及相關影視、繪畫作品中的元素所進行的文化創意設計,如對小說情節的再現、對人物形象的嫁接與運用、對典故的致敬與傳達以及對經典場景的還原與演繹等。

隨著國內的文化產業、設計產業的大力發展,涌現出諸多文創設計產品。一系列以《紅樓夢》的人物與故事情節作為設計元素的文創設計不斷涌現。基于這一現象,筆者試對市面上現存的以《紅樓夢》為元素的文創設計進行統計、歸納與分析,對以《紅樓夢》為元素的文創設計發展概況做出宏觀概述。通過分析,進一步探討文創設計產業的發展方向與可行道路。

目前,《紅樓夢》的相關研究多圍繞作品文學性研究以及與《紅樓夢》相關的藝術創作方面展開。如近年來關于清代畫家孫溫《全本紅樓夢圖》的研究層見疊出。至于文創產品設計領域,相比發展如火如荼的文創產品,其理論研究尚在起步階段,魚龍混雜的文創產品市場也亟須理論研究給予參考與支持。

從現實角度來看,《紅樓夢》的元素雖然具有文化底蘊,價值深厚,但是其在市場需求、設計嫁接、貼合時代性等方面還存在諸多難題。要想讓《紅樓夢》的文化資源在文創設計領域煥發光彩,就必然要貼合實際,從不同視角加以審視和判斷。本文從消費、技術、現代性轉化以及可持續性這四個角度對《紅樓夢》元素的文創設計概況加以分析,力求務實。

一、消費視角:誰為《紅樓夢》買單?

筆者試將設計類商品置于消費體系的語境之下,與設計環節、生產環節、銷售環節和消費后的使用環節聯系在一起加以分析,對當前市場中涌現的《紅樓夢》元素文創設計的地區進行研究,分析現有的《紅樓夢》元素文創產品的功能、類型,定位消費人群,探討《紅樓夢》元素的文創設計背后隱藏的消費心理。

1.北京與南京:發展中古都的《紅樓夢》情結

在《紅樓夢》故事中,賈家原籍金陵,即南京。書中第二回借賈雨村口說出:“去歲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1]曹雪芹用春秋筆法,熔真實與虛幻于一爐,依托假語將真實隱藏在文本中,同時模糊了南北二京的差異。大觀園中既有北方的火炕,又有江南的翠竹,人物表現出許多南方的語言習慣。

古老的城市希望將文脈與新時代經濟的發展相互串聯,也就出現了對當地文化的發掘熱潮。北京除了是曹雪芹寫作《紅樓夢》的地點,還見證了《紅樓夢》在新中國的推廣與傳承。1987版《紅樓夢》電視劇在北京拍攝,在全國范圍內被奉為經典(圖1),拍攝場地也變為知名景區。劇中的人物形象、情節、場景成為新的經典元素被加以化用。故宮博物院、中國國家博物館也都有《紅樓夢》元素的文創設計。

而南京作為《紅樓夢》故事上演的相關場域,與《紅樓夢》的血脈自不必贅述。書中歌訣《護官符》寫道:“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2]所謂金陵,即為南京故稱。作為曹公出生故地,書中字里行間流露出來的都是對江南的懷念。在南京,與《紅樓夢》直接相關的博物館、紀念館就有不少。在南京博物院、江寧織造博物館等博物館機構的紀念品商店中都可以看到運用《紅樓夢》相關元素的文創產品。

2.學生、游客與文化愛好者:文化消費者肖像

對于《紅樓夢》元素的文創設計消費用戶群體的分析,可以反映出消費者個體的消費心理與消費需求。從功能來看,第一類消費人群可以定位為在校學生。學生是天然的文化愛好者和潛在的文化消費者。一方面,部分文創用品與學生在校學習的日常行為有很強的關聯性。另一方面,有的文創用品價格相對適中,較為貼近學生群體的消費能力與消費水平。(圖2、圖3)

此外,游客到本地游玩,必然會考慮購買能夠代表這座城市的紀念品(圖4)。《紅樓夢》元素文創設計代表南京的城市文化形象,常作為游客選擇購買的紀念品。這也是旅游業這一蓬勃的第三產業所推動的連帶性的消費增值。

除了以上兩類相對明確且成規模的消費群體,更為廣義且隱性的消費群體是文化愛好者。這類消費群體并不僅僅注重使用造物本身,而且通過擁有和使用這一物品,與其承載的文化產生共鳴。當然,從另一種角度來說,這種文化共鳴有時候也會產生一種更為隱秘的消費區隔。與追逐潮流的人熱衷于購買潮牌商品類似,具有深層文化意蘊的文創產品也代表著一種“有文化、有故事”的身份確認。

3.城市筑夢與文化消費:《紅樓夢》元素文創設計的困局與破局

文化造就了城市的厚重積淀,也成為推廣城市形象的絕佳名片。文化融入消費成為城市消費革新的靈魂。《紅樓夢》元素文創設計通過視覺圖景構筑起人們對于城市的理想形象。

當我們在審視城市發展中文化造物的宏大目標以及個體文化消費的真實需求之后,似乎這背后隱含的困局也呼之欲出。那就是——只靠一部分群體的“消費新鮮感”,能否扛得起城市文化復興的大旗?如果以重現和煥發《紅樓夢》的魅力和藝術靈魂為最終目標,今天的《紅樓夢》元素相關的文創設計顯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為消費所主導的產業是以銷量為依據的,而銷量則常隨著消費者的興趣與追求而不斷轉移,這顯然與復興文化所追求的厚積薄發無法完全吻合。

因此,文化創意產品設計要想破局,還是要從消費格局與發展格局著手。城市的文化形象不能只依靠消費主導的商業,還需要在日常城市圖景的構建與生活體驗上著手,融文化于生活。比如南京地鐵3號線沿線站點的《紅樓夢》元素壁畫創作與空間設計營建,就是將紅樓文化根植于人民生活的成功案例(圖5)。

二、技術視角:低技術壁壘限制

文創產品并非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技術創新不會帶來銷量的直接變化。為了賺取更高的利潤,在現有的文創設計領域中,產品普遍被限制在較低的成本內,技術要素更多表現在產品的包裝和裝飾之上。市面上現有的《紅樓夢》元素文創設計中,大多是藝術插畫的嫁接與相關視覺要素的簡單運用。那么在技術層面除了視覺元素的簡單嫁接,是否還可以有更多新的可能?

1.圖像復制:簡單技術的呈現

德國哲學家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論著《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一書中寫道:“19世紀前后,技術復制達到了這樣一個水準,它不僅能復制一切傳世的藝術品,從而以其影響開始經受最深刻的變化,而且它還在藝術處理方式中為自己獲得了一席之地。”[3]

視覺圖像的批量復制,改變了人們接收和觀看藝術品的基本方式,也在無形中顛覆了藝術品所具有的存在形式和原初價值。在今天,通過工業印刷的流水線,大量藝術作品的圖像被復制出來,出現在“尋常百姓之家”。復制品廉價、清晰、輕便而又可替換。“復制技術把所復制的東西從傳統領域中解脫了出來。由于它制作了許許多多的復制品,因而它就用眾多的復制物取代了獨一無二的存在。”這一點在《紅樓夢》元素文創中體現得尤為明顯。[4]

如在有《紅樓夢》元素的帆布包文創設計中(圖6),帆布包的包體噴繪就來自清代畫師孫溫的《全本紅樓夢圖》中的一幅《寶玉夢游太虛境》作為裝飾圖案。這種在圖像印刷基礎上的文創設計并沒有運用復雜技術。它們完成于成熟的流水線之上,在極短的時間里由機器噴頭著色。從價值上來看,雖然高質量的視覺圖源版權費價格不低,但最終平均到數以千計的產品上,價格也相對低廉。

2.“視覺母本”:《紅樓夢》經典插圖畫本及文創運用

如果說基于印刷流水線的復制系統是今天圖案裝飾類型的文創設計賴以實現的技術保證,那么經典的“視覺母本”則作為一種設計資源而存在。同一張繪畫往往也會被運用在多個產品設計中,《紅樓夢》元素文創也是如此。

在較常被運用的《紅樓夢》藝術作品中,就包括清代畫家孫溫所作的《全本紅樓夢圖》。此繪本原作為絹本工筆彩繪,以細膩纖巧的線條勾勒場景與人物,再以清雅的色調填充畫面。現存繪畫總計230幅,描繪黛玉進京、寶玉游歷幻境、大觀園落成、元妃省親、黛玉葬花等故事情節。孫溫以其獨到而細膩的繪畫功力,為后世的《紅樓夢》元素文創設計提供了極佳的范本(圖7)。

比孫溫出生更早的清代畫家改琦也有作品《紅樓夢圖詠》。二者的繪本有所不同,一方面,孫溫繪本將故事與場景放在首位,將人物置于場景中,因此幾位主要人物貫穿諸多故事場景。而在改琦的《紅樓夢圖詠》(圖8)中,每幅圖都以一個人物為主要表現內容,為烘托人物氣質與性情而簡單勾勒小景點綴,人物所占的比重遠高于故事情節本身。另一方面,孫溫繪本重視色彩搭配,而改琦圖詠則重在單色線描,以線條的疏密與剛柔變化表現畫面的韻律。

孫溫、改琦等畫家以《紅樓夢》為主題的藝術創作本身就有著極高的藝術造詣,這也是文創設計領域直接將繪本形象作為基礎裝飾元素加以利用的重要原因。

3.古圖今用:圖像運用背后的技術思考

文創產品設計需要節約成本,那么批量化的生產與便于統一上色的裝飾就成為許多生產者的選擇。設計者以人物或不同章節故事中的經典場景作為視覺符號,相對直接地運用于產品之上,也成為《紅樓夢》元素文創設計的一大現狀。

當然,也有一些產品的設計者并不滿足于簡單地運用視覺母本。如金陵十二釵元素的筆記本(圖9)設計,雖然設計還是以改琦的圖詠作為直接的視覺元素加以使用,但特別選擇了與原畫面相匹配的不同色調。每一個人物搭配一種色調,這一簡單的設計讓筆記本的封面更有色彩的韻律和視覺吸引力。

除換色之外,相比對藝術母本的整幅挪移,截取出局部的人物與故事要素,就顯得更突出重點。例如一款宴會婚禮用紙巾(圖10)設計,就以《紅樓夢》故事情節為母題,分別設計出寶釵撲蝶、弄權鐵檻寺、俏語謔嬌音、鳳姐潑醋等7款。截取出孫溫《全本紅樓夢圖》中的二三關鍵人物刪繁就簡,重新編排,在保持裝飾效果的同時讓畫面不至于過于紛繁,還可以凸顯出一些設計者的巧思。由此可見,設計師可以嘗試著在視覺母本的技術復制外增加自己的創意與表達(圖11)。重要的是,設計者不能在技術與商業因素的雙重限制下喪失突破和嘗試的勇氣與動力。

三、現代性視角:時代鴻溝與時代造物

“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古人與今人到底是隔著時代的鴻溝兩不相見,面對同一個對象,古人與今人留下了屬于各自不同時代的烙印。那么從時代性的角度來看,從《紅樓夢》到以《紅樓夢》為元素的文創設計,這背后體現出怎樣的不同與變遷?今人對于《紅樓夢》這一珍貴的創作資源又做出了怎樣的現代性改造呢?

1.《紅樓夢》本體的時代性:王朝興衰的詩意記錄

《紅樓夢》不是一部簡單描寫少男少女情感心路與雅致生活的情愛小說,而是中國古典社會的百科全書。研究園林造景的人看《紅樓夢》,會目不暇接于大觀園移步換景的景致;研究詩詞的人看《紅樓夢》,會贊嘆于《紅樓夢》中豐富而精彩的詩文、辭賦與篇章;研究古代服飾的人看《紅樓夢》,會醉心于人物著裝的細膩搭配與組合。

《紅樓夢》反映了曹雪芹所感受到的時代底色。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如此評價“:盡管號稱‘康乾盛世,這個社會行程中的回光返照畢竟經不住‘內囊卻也盡上來了的內在腐朽,一切在富麗堂皇、笑語歌聲中,在鐘鳴鼎食、金玉裝潢中無可救藥地垮下來、爛下去,能看到的正是這種種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糜爛、卑劣和腐朽,和它的不可避免地沒落敗亡。”[5]除此之外,如果只是說《紅樓夢》是對于明清時期歷史社會與時代變遷的珍貴記錄,也遠不足以表達其超凡的藝術價值。如李澤厚所說:“它們充滿了‘夢醒了無路可走的苦痛、悲傷和求索……與明代描寫現實世俗大多市民文藝截然不同,它是士大夫的文學,然而它所描寫的世態人情、悲歡離合,卻又是前者的無上升華。”[6]

2.今人眼中的《紅樓夢》:內核不再的走馬觀花

脫離了成書時的時代語境,今天的人們審視《紅樓夢》,早已少了感同身受的命運傷感。它變成了一個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符號。《紅樓夢》被簡化為一些名詞概念,幾個主要人物標簽式的繡像。

這也是目前許多《紅樓夢》元素文創都未能深入深究《紅樓夢》的美學內核,而只能將其變為視覺符號的原因。文創設計產品投入市場,必然會以銷量和最廣泛的受眾人群為考量。這決定了設計必然圍繞著大眾所熟知的《紅樓夢》中的一二知名場景、人物加以創作。《紅樓夢》中塑造的人物真實而精彩,書中塑造的有血有肉的多面人物數不勝數,可是今天的《紅樓夢》文創所呈現的依然還是家喻戶曉的形象——王熙鳳、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等。

詩意感傷的浪漫美學內核不再,讓今天的《紅樓夢》元素文創有些食不知味,徒留下光鮮亮麗的軀殼。今人眼中扁平化的符號《紅樓夢》也就成了一種內核不再的走馬觀花。《紅樓夢》本身是一個巨大的藝術與創作的資源寶庫,可在現代化的今天,我們的文創設計未能傳其精要。

3.現代人的心理需求:輕文化與全收集

今天的文創設計所回應的是現代人的心理需求。如彩繪樹脂模件——共讀《西廂記》萌貓手辦模型(圖12)再現了寶黛二人共讀《西廂記》的場景。和一般作品不同的是,它使用了動物擬人的方法。一只靈動機敏的橘貓蜷坐在石頭上,頭戴腥腥紅絨球,眼睛側瞥白貓,一爪指書,活脫脫一個賈寶玉;白貓眉目恬靜,身著素雅罩衫靜靜看書,當是林黛玉無疑。此作品背后,折射出的是現代人對文化的一種態度和追求。手辦將靈動可愛的貓咪形象通過卡通的風格與文化場景嫁接,也符合當下青年人的愛寵熱潮。相比于傳統的經典形象,現代的年輕人更喜歡以輕松、新穎、鮮明的形象對文化重新包裝的呈現形式。

此外,盲盒類的文創衍生品也是當今的設計熱點。《紅樓夢》元素人物公仔的盲盒作品(圖13),一組共12款,采用的是“金陵十二釵”的元素。12款公仔大致遵循相同的款型尺寸和形態結構,在形象上與金陵十二釵中的相應人物對應。除了為大眾所熟識的黛玉、寶釵、王熙鳳之外,“元迎探惜”四春、湘云、妙玉、秦可卿等也在其中。這種帶有集換式的盲盒作品往往設計成系列的造型,具有缺一不可的心理暗示,吸引消費者購買與收集。

四、可持續發展視角:何以為繼的省思

探討可持續發展,實際上就是探討一個類型的設計品于未來的走向與趨勢。對于紅樓夢元素文創設計而言,筆者認為可探討的持續性發展主要在三個層面上:一是視覺形象的創新與積累,二是對于精神內核的感悟與發掘,三是文化體驗的呈現與提供。

1.化未見為可見:視覺形象的創生與積累

美術評論家蔡若虹對《紅樓夢》有著深厚研究經驗,他在《紅樓人物百圖》序言中寫道:“就拿《紅樓夢》中的幾個主要人物來說,盡管作者描寫非常細致、非常具體——既有面目、身材、衣著、姿態,等等外部特征的描寫,又有跟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從一系列語言行動中表現出來的內在性格特征。但是,如果從視覺的要求來看,語言描寫的形象具體性不過是朦朧的概念式的東西;雖然它的長處是具有一個可以任想象的駿馬馳騁的境界,然而終非肉眼所能看見。”[7]《紅樓夢》作為文學母本,其文學形象具有非視覺性和復雜性。一方面,人們會根據自己的喜好和想象,在自己的腦海中塑造出特定的形象;另一方面,文學人物視覺化的難度很大,因為隨著情節的發展,文學人物的形象、性格等也會隨之變化,較為復雜。

畫文學作品難,畫《紅樓夢》這樣的文學巨著格外難。即便像戴敦邦這樣經驗老到的藝術大師,談及自己對紅樓夢人物的創作,也由衷感嘆這是他“藝術攀登中的珠穆朗瑪峰”[8]。一則《紅樓夢》書中人物眾多,即便如清代繪畫名家改琦、孫溫也沒能擺脫“千人一面”的批評。(圖14)而且作品深入世情,人物血肉俱全,想要刻畫傳神極考驗功力。對于《紅樓夢》元素文創的設計來說,視覺形象的創新與積累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先頭問題。

2.時代洪流中的不變:精神內核的感悟與發掘

如果說隨著時代更迭,變化的是時代性追求與時代性審美,以及技術、材料、生產力變革所產生的現實境況,那么創作者也會根據所處時代和地區來塑造和改造原有的視覺形象,使之呈現出屬于當下的特征。比如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圖15)中塑造的哪吒,就不同于《封神榜》中的原始形象,也不同于20世紀經典的動畫電影《哪吒鬧海》中俊秀剛直、無暇正氣的形象,而呈現出叛逆、玩世不恭和亦正亦邪的氣質。在人物造型上也一反常態,塑造了一個不羈的視覺形象,與傳統哪吒形象有巨大的反差。

然而,《哪吒之魔童降世》新穎的呈現與表達背后,故事的精神內核得到了繼承。與命運抗爭,堅守自己的內心與走屬于自己的道路等內核做出了屬于這個時代的解讀與回答。

《三國殺》棋牌游戲是一件非常有代表性的文創設計作品,主創團隊聘請多位畫手繪制了符合現代審美的人物牌面。游戲以魏、蜀、吳區分陣營,并且通過操作人物武將和智囊來運籌沙場,仿佛一下子讓人置身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重溫那個鐵血情仇的世界。《三國殺》傳達出《三國演義》的精神內核,那么《紅樓夢》元素的文創設計是否也可以做得更好呢?

文創設計應該找到藝術形象表象之下的更深層次的精神內核。《紅樓夢》不僅僅是一本傳統風俗的百科全書、一本描寫青年戀愛的情感悲劇,它更是一本記錄王朝興衰的警世寓言,它的現實批判性與浪漫藝術性在今天的《紅樓夢》元素文創設計中都還未得到深化。

3.可持續的未來:文化體驗的呈現與提供

文化創意設計所指向的是一個文化可持續的未來。這意味著文化元素不可停留在舊有的符號裝飾上,而應該上升到文化氛圍的體驗層面。某國產化妝品品牌推出了名為“東方佳人妝奩”的化妝品禮盒,就對文化體驗進行了深層次探索。其不同于以往文創設計品僅僅停留在包裝裝飾設計上,這款化妝禮盒在巧用古典視覺要素的同時,對中國傳統化妝用具——妝奩從結構與功能上加以延伸,并轉化成適應當下需求的文創設計。

具體而言,該禮盒外盒與傳統妝奩使用的原木不同,其使用東方韻味與時尚潮流并重的黛綠作為主體色彩。禮盒以抽屜的結構為主,可分別收納粉餅、眉筆、口紅等化妝用具,實現了取用、分類與收納的功能體驗。消費者在使用化妝品禮盒的過程中,一方面感受到考究的形式要素帶來的視覺享受,另一方面也令使用者在無意間與古代妝奩前梳妝的美人有了跨越時空的情感交疊與呼應。這一刻,消費者獲得的不僅僅是產品本身的實用性,更是來自產品背后厚重悠長的文化體驗。

一個獨立文創設計品可以帶來交錯時空的文化體驗,通過要素搭配構建場景則更能營造一種空間層面的沉浸式文化場域。今天的文博場所尤其重視沉浸式文化場域的營造。譬如在南京六朝博物館中,對于文化氛圍的營造就堪稱經典(圖16)。為表現六朝時期戰事激烈,博物館搭建了模擬的場景,無數劍羽射向虛掩的木質城門,觀者在一瞬之間仿佛就來到恢宏而慘烈的攻伐現場。

許多運用舞臺劇展現文化故事的節目在今天脫穎而出,《國家寶藏》調用演員圍繞珍貴文物演繹歷史故事,《典籍里的中國》從文學作品出發,講述作品書寫者的心路歷程。設計本身需要關注的舞臺布景、道具、演員的服裝、后期搭配視覺特效,以及設計之外的故事情節、演員臺本、場景調度等無不需要對文化母題有深刻的理解。想要呈現出一個完整的有深層文化體驗的系統,就需要參與者對主題有深入的認識與把握。

以上案例對于探討《紅樓夢》元素文創設計的可持續發展具有借鑒意義。《紅樓夢》作為具有東方美學質感的文化巨作,還有許多值得發掘的價值。如果設計者能嘗試從故事情節、故事所展現的場景等角度與今天的文創設計進行文化鏈接,那么在文創設計中就不光可以重現《紅樓夢》的形式美感,更有助于其內核中傳統文化在當下的傳播。

五、結語

消費、技術、現代性以及可持續發展,四者是對于同一研究對象的不同審視角度。研究消費必然要思考設計在未來的發展,即對可持續設計發展的探討。研究技術,則會發現事物背后屬于機械復制時代的現代性背景和歷史條件。而現代性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聯系緊密,探討現代性,本質上也是為謀求更好的發展。

由此來說,四條路徑,四個層面,最終指向都是源流、現狀、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可能的方法。在消費主導的視覺圖像被作為簡單符號利用的現狀下,我們應該發掘《紅樓夢》的精神內核與美學價值,由此創作出符合精神的視覺形象,補益日常生活的文化體驗和文化氛圍。

本文為2019年江蘇省研究生創新工程“紅樓遺夢——以《紅樓夢》為元素的文創設計概況分析”科研項目(項目編號:KYCX20_1765)階段性成果。

注釋:

[1]曹雪芹,脂硯齋,鄧遂夫.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105.

[2]同[1],第138頁。

[3]本雅明.攝影小史[M].許綺玲,林志明,譯.桂林:廣西師范出版社,2017:66.

[4]同[3],第68頁。

[5]李澤厚.美的歷程(插圖本)[M].桂林:廣西師范出版社,2001:272.

[6]同[5]。

[7]戴敦邦.紅樓夢人物百圖[M].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3.

[8]同[7],第107頁。

參考文獻:

[1] 曹雪芹,高鶚.脂硯齋重評石頭記[M].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

[2]本雅明.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論藝術[M].許綺玲,林志明,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3]孫溫,孫允謨.夢影紅樓:旅順博物館藏孫溫繪全本紅樓夢[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4]改琦.紅樓夢圖詠[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5]戴敦邦.紅樓夢群芳圖譜[M].天津楊柳青畫社,2004.

[6]田中一光.設計的覺醒[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7]德波.景觀社會[M].張新木,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

[8]鮑德里亞.物體系[M].林志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9]陳嘉明.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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