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平城京到長岡京

2021-10-12 20:27張偉韓賓娜
古代文明 2021年4期

張偉 韓賓娜

關鍵詞:平城京;恭仁京;長岡京;都城遷移

和銅三年(710),元明天皇由藤原京遷都平城京,由此開啟奈良時代(710—794)的序幕。關于日本古代都城的研究,既往中日學者或從諸都城內部空間構造、1唐日都城形制對比、2唐日律令編纂與都城建設的關聯性3等角度展開論述,而少有對都城空間演變及遷移過程的具體解讀。本文以《日本書紀》《續日本紀》《大日本古文書》《寧樂遺文》等文獻史料為基礎,結合近年來日本古代都城的考古發掘成果,對日本奈良時代都城遷移過程展開具體分析。

一、平城京的水陸交通

公元8世紀初,日本律令國家體制建立后,平城京作為“帝皇之邑、百官之府”的國都所在地,不僅其都城內部宮殿、寺院、住宅的營建有賴于周邊地方諸國的木材、瓦片供應,且以糧食為中心的各類調庸物資每年亦需按時由地方諸國轉運至京城,由此形成了以平城京為中心的用于物資運輸、情報傳遞、人員往來的交通干線道路。

平城京定都后翌年,和銅四年(711)史載:“始置都亭驛、山背國相樂郡岡田驛、綴喜郡山本驛、河內國交野郡楠葉驛、攝津國島上郡大原驛、島下郡殖村驛、伊賀國阿閇郡新家驛。”1以平城京為中心的東海、南海、東山、北陸、山陰、山陽六條交通干線道路的都城始發驛逐步建立。從平城京周邊地形來看,平城京東臨春日山、西接生駒山,北面翻過奈良山與木津川河港泉津相接,南面以大和三條古道(上津道、中津道、下津道)與舊都藤原京相連。結合前述都亭驛所在諸國位置而言,除南海道以平城京下津道為始發,經龍田道通往河內國外,其余五條交通干線東海道、東山道、北陸道、山陰道、山陽道均由平城京北面越過奈良山丘陵經山背國境內分別通向東國、北陸、西國。另一方面,就平城京周邊航運河道特點而言,南面大和川水系水量整體過小,泥砂大量沉積河道,造成河床高于兩岸盆地的地形。又因大和川中段龜瀨峽谷部段水流湍急、落差較大,所以大和川水系難以作為物資運輸的內河航道使用。2由此,國都所需各類物資輸送主要依賴于京城北面的木津川河道運抵平城京內。

綜合史料記載和考古調查來看,木津川南岸的泉津作為平城京唯一內河港灣都市承擔了調庸物資集散、木材加工、瓦片生產、貨幣鑄造等諸多機能。據《大日本古文書·大安寺伽藍緣起并流記資材帳》所記:“相樂郡兩處,一泉木屋并園地二町,東大路、西藥師寺木屋、南自井一段許退于北大河之限。”3由此推知平城京大安寺木屋所北臨泉津,西為藥師寺木屋所,東為大路。除此之外,平城京東大寺、興福寺、大安寺、藥師寺、西大寺、法華寺、造東大寺司、岡田鑄錢司、皇后宮職所屬燒炭所均在泉津設置了木屋所(圖一)。同時,對木津町周邊各瓦窯群遺址的考古調查證實平城京北面、奈良山區域分布著大片瓦窯群,為建造平城京內宮殿、寺院提供瓦片。

平城京時代,大和國境內連接舊都藤原京與平城京的上津道、中津道、下津道三條古道以及定都平城京后新開辟的澀谷道的北面均起始于木津川南岸泉津附近。上津道通向平城京外京,中津道通向左京域,下津道通向平城宮,澀谷道通向右京域。6由此而言,四條干線道路基本實現了泉津向平城京內各區域的物資輸送。地方物資經木津川河道在泉津附近卸貨后,利用人力或牛馬、車等穿越北面奈良山運抵平城京內,由朝廷所屬官寺及諸大寺支付給役民相應搬運費用。據《寧樂遺文·造法華寺金堂所解》“申請用錢并雜物等事”條記載,平城京內法華寺金堂營建時,由地方諸國輸送的建筑木材所支付運費為“六十五貫四百八十六文,伊賀、丹波、高島三山材四千六百七十七物、漕桴一百六十四床”。1可知由伊賀國、丹波國、近江國高島郡三地木材,皆利用漕運經伊賀國山川津—泉津、丹波國山川津—葛野井津—泉津、近江國少川津—宇治津—泉津三條水系運至平城京外港泉津,三條水路輸送距離均為20公里以上,運費為65貫486文。與此相對,同條載“九十七貫六百八十五文,堂料雜材五千八百四物,自泉津運上雇車一千百五十六兩賃”。2由外港泉津至平城京雇用1156輛車,運費為97貫685文,而這段陸路運輸距離約為5公里。綜合兩則史料,就所運輸木材數量和運費對比而言,泉津至平城京內陸路輸送費用約為伊賀、丹波、近江三條水路運費的1.5倍。

綜上所述,元明天皇將國都由藤原京北向遷都至平城京,不僅克服了奈良盆地內大和川水系無法展開內河航運的弊端,而且平城京與外港泉津的一體相連使得地方調庸物資進京方式由藤原京時期的陸路運輸為主向平城京時期水陸兼備的運輸方式轉變。但是,盡管平城京與外港泉津是連為一體的都市計劃,但由于北面奈良山的地形條件限制,使得泉津至京內的物資運輸必須采取陸路運輸的方式,耗費勞動力成本較大。因此,以國都平城京為中心的畿內水陸交通體系亟需進一步完善。

二、圣武天皇與難波京、恭仁京、紫香樂宮的營建

自和銅三年平城京定都后,經元明、元正、圣武三代天皇30余年的持續興建,宮內中央區第一次大極殿院——四朝堂,東區內里——大安殿——十二朝堂等朝廷中樞機構皆在圣武天皇在位之天平十二年(740)前逐步建成。3至此,平城宮作為體現天皇至上權威的政治、禮儀空間,其宮內中樞部設施基本完備。此外,除前述平城京與外港泉津間的陸路物資輸送道路相對不便外,圣武天皇作為奈良時代首位男性天皇,其即位后面臨的新問題是如何在宮內部配置天皇、(元正)太上天皇的居所問題。由此,圣武天皇模仿唐朝復都制理念,以木津川水系為中心展開多都制營建方案。

首先,再興難波京營建。根據考古調查,難波宮位于大阪市中央區法門坂町上町臺地北端,分為前、后兩期宮殿遺跡。前期難波宮為孝德天皇(645—654)在位時期營建的難波長柄豐崎宮,宮殿主體部分于朱鳥元年(686)被焚毀,4

此階段宮城周邊尚沒有形成完整的京域條坊。圣武天皇即位后,在前期難波宮原址上重建了新的宮殿即后期難波宮。與主都平城宮中樞部十二朝堂的配置相比,作為陪都的后期難波京宮城中樞朝堂院為八朝堂配置。同期,圣武天皇將原先河內國各地域散在分布的豪族邸宅統一于難波宮周邊分配宅地,5由此正式形成了難波京。從難波京周邊地形特征來看,難波宮所在的上町臺地至淀川舊河口部附近,在8世紀之前就形成了多處港灣,而被統稱為難波津。及至奈良時代,其中重要的港灣改稱為御津,如難波御津、大伴御津、住吉御津等。御津作為奈良時代國家港津群,對應承擔了外使招待機構難波館所在地、西國調庸物資集散、水上交通中轉港、西海道防人6集結地等職能。

其次,派遣遣唐使入唐東都洛陽城考察。唐玄宗時期,洛陽作為輔助長安的陪都,將核心都城和副都順序化,正式形成了以長安、洛陽為代表的東西復都制。1圣武天皇即位后,國都平城京基本建成,由此營建多都制的時機、條件業已成熟。綜合日、唐兩方史料記載來看,天平四年(732)八月十七日,圣武天皇委任多治比廣成為大使、中臣名代為副使的遣唐使團出訪唐朝,2翌年四月三日由難波津正式出港,同年八月于蘇州登陸。唐朝方面派遣通書舍人韋景先前去慰勞。3時值開元二十一年(733),關中大旱引發長安城內糧食危機,4唐玄宗于開元二十二年(734)正月遷居洛陽。5其后,日本遣唐使一行持國書于開元二十二年四月由蘇州出發前往洛陽朝見唐玄宗。6由此而言,遣唐使一行到訪唐東都洛陽朝見玄宗,想必對于東都洛陽城郊龍門處盧舍那大佛造像、洛陽城內洛水由西向東貫流以及江淮地區租米以漕運方式運抵洛陽城內糧倉存貯諸景象印象深刻。天平七年(735)三月,遣唐大使多治比廣成歸國后受圣武天皇召見并將出使節刀奉還。7從后續圣武天皇營建恭仁京并下令在紫香樂宮處建造盧舍那大佛的種種舉措來看,遣唐使團帶回了唐洛陽城內洛水貫都、物資由漕運運抵洛陽糧倉以及洛陽城郊外龍門盧舍那大佛造像的具體信息。

其三,模仿唐東都洛陽營建恭仁京。天平期遣唐使團歸國次年,天平八年(736)三月一日,圣武天皇行幸山背國相樂郡甕原離宮,而甕原離宮的位置則位于其后恭仁京之左京域。天平十二年(740)九月,以藤原廣嗣叛亂為契機,圣武天皇一行離開平城京前往東國行幸,經伊賀、伊勢、美濃、近江國一路北上于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正式遷居恭仁宮。9從恭仁京平面復原圖來看,京域以鹿背山為界劃分為左京、右京,都城內部木津川由西向東貫流,左京域東北方為宮城所在,因而相較于其前后都城平城京、長岡京、平安京均采取中央北闕型的宮城設計有所不同,恭仁京內河川東西貫流、宮城偏在一隅的特點均與唐東都洛陽城相類似(圖二)。同時,恭仁宮內首次采用了東、西雙重內里的配置,其中東內里為圣武天皇居所、西內里為元正太上天皇居所。10事實上,圣武天皇遷居恭仁京后,國都平城京并未就此荒廢。從史料記載來看,圣武天皇行幸至山背國不破郡境內后令從行的騎兵司返回平城京,11后又命民部卿藤原仲麻呂為平城留守,平城宮大極殿在移筑恭仁宮后又復建起大型遮蔽建筑,平城之獄也依然沿用。12同時,平城京內諸官寺也并未隨遷恭仁京,平城京內貴族邸宅出土“天平十五年瓜進上”字樣的木簡皆可證實圣武天皇遷居恭仁宮期間,平城京依然延續了主都機能。

其四,于離宮紫香樂宮督造盧舍那大佛。天平年間,平城京及周邊畿內諸國天災、疫病不斷,中央朝廷希望借助佛教力量撫慰人心,并起用早年因私自布教而遭朝廷鎮壓的僧人行基主持在恭仁京東北近江國甲賀寺附近建造盧舍那大佛。天平十五年(743)十月十五日,圣武天皇頒布大佛造立詔書,13同年十二月,因造立大佛用度所費不可勝計,恭仁京被迫停建。天平十六年(744)正月,圣武天皇令中央諸司及朝集使遷至難波京,并將天皇、太政官所掌之內外印、驛鈴、高御座、宮門外所立大楯一并遷入難波京。至此,難波京成為朝廷政治中心。天平十七年(745)正月一日,以盧舍那大佛體骨柱的建造完成為契機,圣武天皇下令將難波宮門外大楯遷至紫香樂宮,并以紫香樂宮為“新京”。據推算,當時紫香樂宮附近集聚的中央官僚及其家族、役民、衛士、行基信奉者等共計有四萬余人。2然而,紫香樂宮作為朝廷政治中心所在地的歷史十分短暫。同年四月,因紫香樂宮附近遭遇大地震且周邊山火頻發,圣武天皇召集諸司百官、平城京內四大寺僧人分別商議后,眾人皆言以平城京為都。天平十七年五月,圣武天皇在出走東國五年后再次返回主都平城京,盧舍那大佛造像亦被移至平城京東大寺大佛殿。

綜上所述,圣武天皇即位后,鑒于主都平城京與外港泉津間陸路交通運輸不便的弊端,從而以唐長安—洛陽兩京制為參考,以畿內木津川水系為依托,逐步建成以難波京為西海道防人集結、對外國交、西海道調庸物資集散的港口型副都,以恭仁京及其內港泉津的物資流通型副都,紫香樂宮為國家佛教圣地的一體化建設新方案。從實施效果而言,圣武天皇的多都制建設,因天平年間朝堂政局動蕩、中央財力不足、地震、火災、疫病頻發等原因并沒有完全實現,但在客觀上加強了以平城京為中心的畿內中央首都圈的整體開發。

三、桓武天皇廢止難波京與遷都長岡京

自圣武天皇還都平城京后,其后孝謙天皇、淳仁天皇、稱德天皇、光仁天皇在位期間,平城宮內西宮、內里、第二次大極殿、式部省、兵部省、東院內楊梅宮、春宮坊均進行了大規模改建。同時,平城京內東大寺、西大寺、西隆寺、唐招提寺等國家官寺亦陸續建成,并正式形成了“南都六宗”為主導的佛教寺院勢力,由此平城京在奈良時代前期的政治禮儀型國都的基礎上成為政教一體型的佛教型國都。同時,難波京作為河內豪族的聚居地、西海道調庸物資集散地、外國使節來訪登陸港口則保持了陪都的功能。然而,及至桓武天皇在位期間,面對由天武系皇族創建的主都平城京、陪都難波京的復都制體系,逐步采取了停建平城京、廢止難波京、中遷長岡京、再遷平安京的一系列舉措。對于桓武天皇由平城京遷都長岡京的原因存在4種觀點:

(1)緯學革命思想影響說。1桓武天皇為證明自身皇權統治的合法性,參照中國古代讖緯學說內甲子革令、辛酉革命說之影響于辛酉年(781)即位,甲子年(784)宣布遷都長岡京。(2)皇統轉變說。2桓武天皇(天智天皇曾孫)遷都長岡京是為徹底擺脫平城京內長期處于正統地位的天武系皇族勢力羈絆,而長岡京與天智天皇陵墓山科陵同屬山背國境內,由此象征著律令國家皇統由天武系向天智系的復歸。(3)南都佛教統制說。3桓武遷都長岡京且一并禁止平城京各大官寺隨遷至新京,從而排除南都佛教寺院勢力對桓武新政權的影響。(4)重用渡來系氏族說。4桓武天皇其母高野新笠為百濟系氏族和氏出身,長岡京地處古代渡來系氏族秦氏聚居地山背國葛野郡、百濟王氏聚居地河內國交野郡之間,遷都至此有利于桓武天皇進一步籠絡、扶植渡來系氏族成為朝堂新興政治勢力。以上諸說分別從桓武的革命思想、皇統轉變、佛教政策、中央豪族勢力分布范圍等視角論述桓武天皇遷都長岡京的歷史背景,然而對于桓武天皇遷都決策與平城京、難波京、長岡京的都城選址、空間構造的相互關聯性仍缺乏具體分析。就日本古代都城發展過程而言,桓武天皇遷都長岡京,不僅正式終結了日本古代復都制的局面,也使都城內部空間構造發生顯著變化。

除上述政治性因素影響外,桓武天皇遷都長岡京的原因與奈良時代后期難波宮所扼守之難波津河流入海口處泥砂堆積導致港灣機能下降形成相互關聯。如前所述,國都平城京興建宮殿、官衙、寺院、貴族宅邸等建筑所需大量木材主要依賴于畿內五國及周邊近江、丹波諸國的森林資源供應,進而導致平城京周邊山地、丘陵地區的森林長期被大量砍伐。同時,國都周邊因過度開采瓦用黏土亦造成水土流失現象進一步加劇。平城京周邊南、北兩大水系大和川、木津川河道內大量泥砂順流而下,最終在大阪灣河道入海口匯流形成水下沙洲堆積型地貌。5史載天平寶字六年(762)四月十七日,“遣唐使船一只,自安蕓國到于難波江口,著灘不浮。其柂亦復不得發出,為浪所搖,船尾破裂”。6遣唐使船擱淺一事側面反映出難波津作為大型船舶停靠港灣的功能逐漸喪失,其作為主都平城京之陪都地位亦有所下降。

天應元年(781)四月,桓武天皇即位后援引中國儒教王朝交替理論,意欲脫離天武系皇族所建平城京另遷新都。延歷三年(784)五月十六日,桓武天皇派遣藤原小黑麻呂、藤原仲繼、佐伯今毛人等一行視察山背國乙訓郡長岡村,為下一步遷都做準備。同年十一月,桓武天皇遷居長岡宮,國都由大和國正式遷往山背國,史稱“山背遷都”。從《續日本紀》記載來看,長岡京“以水陸之便、遷都茲邑”,7“水陸有便、建都長岡”,8可見新都長岡京周邊便利的水陸交通條件是桓武遷都至此的重要原因。從地理位置來看,長岡京南面門戶山崎津不僅是山背國淀川、木津川、桂川三大水系的河道內港,也是長岡京連接西海道大宰府的山陽道之都城始發驛所在。因此,山崎的進一步開發對于長岡京與周邊地方諸國之間的物資輸送、情報傳達、人員流動至關重要。延歷三年七月四日,朝廷下令南海道所屬阿波、讚岐、伊予三國提供改建山崎橋所需建筑資材。山崎橋的改建為其后拆解的難波宮、平城宮內建筑資材,沿淀川、木津川輸送至長岡京提供了便利。延歷四年(785)正月十四日,朝廷又命攝津大夫和氣清麻呂負責主導在攝津國神下、梓江、鰺生野三處同時開鑿人工運河三國川。9三國川的順利貫通使得原本由西海道、南海道諸國沿瀨戶內海航道輸送的調庸物資不再于難波津口岸處卸貨,而是通過海運聯結舟運的方式由瀨戶內海——三國川——淀川直達山崎津。1伴隨著山崎津周邊的系統開發,中央朝廷在此地新設迎賓機構鴻臚館以接待外使朝覲并提供饗宴、宿泊。長岡京的外港山崎由此取代了此前難波宮的陪都功能。延歷八年(789),攝津職所掌公私船運勘察、檢校職能被廢止。2延歷十二年(793)三月九日,難波宮停建,其后宮內建筑資材被整體拆除移筑長岡宮。同日,攝津職被廢止,改置攝津國。3至此,作為港灣都市、外交機構難波館所在地的難波京的陪都屬性徹底喪失。

桓武天皇遷都長岡京后,圍繞都城內部宮城、條坊建設及國都周邊區域的整體規劃逐步展開。從長岡京內部空間構造來看,長岡京的宮城、條坊、宮外諸司、離宮、官市、寺院、天皇陵墓的設定均較平城京進一步發展,而為其后平安京基本繼承。

一、宮城。與奈良時代后期的平城宮內里外郭包含大極殿的配置不同,長岡宮內天皇所居的西宮(前期內里)、東宮(后期內里)與大極殿相互獨立存在。西宮作為遷都初期天皇的臨時內里整體規模較小,與皇后宮相互獨立,位于宮域的西北面。延歷八年二月,桓武天皇由西宮移居宮域東北的東宮,4西宮被改建為饗宴空間,而與其后平安宮豐樂院的機能相對應。東宮作為桓武天皇的正式內里,不僅在內里北半部增設了皇后、嬪妃所居住的后宮空間,而且內里正殿取代中央區大極殿成為天皇日常處理朝政、召見官員的政務空間。5長岡宮內中央區八朝堂配置由陪都難波宮整體移建而成,并在朝堂院南門東、西兩側增設了由步廊連接的雙闕樓式建筑物,與朝堂院南門共同組成平面呈凹字形的門闕配置,由此推定長岡宮南門仿照唐大明宮正殿含元殿兩側翔鸞閣、棲鳳閣配置所建。6此后,長岡宮朝堂院正門雙闕樓閣式建筑為平安宮正門應天門及其兩側翔鸞樓、棲鳳樓所承襲。

二、條坊。從長岡京周邊地形特征來看,受東南部桂川低濕地以及西北部向日山丘陵地的地形條件限制,條坊施工在上述地區并沒有完全展開便再次遷都,因而長岡京整體條坊形制并不規則(圖三)。7就京內條坊分割形態而言,宮城南面街區與宮城東、西兩面街區條坊規格為350尺×400尺的特別地域,主要為宮外諸司、天皇離宮、貴族宅邸的集中分布區。長岡京內二條大路以南,東(西)一坊大路以東(西)條坊則統一以400尺見方的條坊布局,9由此改變了平城京以各條大路中線為基準劃分條坊所造成的面向大路的條坊面積較小、條坊內各町面積不一致的弊端。長岡京條坊規格的統一化趨向反映出京內都市化水平的進一步提升。此后,平安京內條坊均統一采用400尺見方的條坊劃分基準。

三、宮外諸司、京內離宮。平城京時代,中央朝廷所屬官司、天皇離宮多集中于宮內設置,而宮城鄰接條坊多為五位以上貴族宅邸所在地,占地面積均在一町以上。對比而言,長岡宮內平地空間有限,因而中央官衙機構及附屬諸司廚町、1京內離宮2等在宮城周邊的鄰接條坊大量設置。同時,以長岡京為肇始,長岡京、平安京周邊均設定了多處專供天皇游獵的郊野地,3從而使得日本古代都城的空間范圍由京內向京外周邊擴展。

四、官市。由于平城京內條坊面積并不十分統一且右京西半部丘陵地形的存在,使得平城京東、西市的位置并不對稱。東市位于左京八條三坊,西市位于右京八條二坊,且均為四町的占地面積。長岡京時代,隨著宮內中軸線與京域中軸線的兩者統一,長岡京東、西市以都城中軸線朱雀大路為軸東西對稱,推測東(西)市位于左(右)京七條二坊一、二、七、八町。長岡京東、西市的對稱布局為平安京所沿用。同時,長岡京東、西市周邊聚集了大片官營工房、市人宅地區域,東、西市的面積進一步擴大,成為平安京東、西市外町4 的原型。

五、寺院。遷都長岡京后,桓武天皇一面禁止南都天武系皇族所建寺院遷入新京,一面在長岡京內及周邊區域建立京下七寺,進一步增強新京的莊嚴性。由此,長岡京所屬京下七寺與南都平城京諸寺在空間、職能上進一步分離,前者以供奉天皇祖靈、護佑皇族平安體現天皇個人意志,后者以祈求國境安寧、鎮護國家代表朝廷官方屬性。5

六、天皇陵墓。平城京時代,天武系皇族陵墓多分布在平城宮北郊奈良山丘陵一帶。延歷五年(786),桓武天皇將其父光仁天皇陵由平城宮北郊廣岡山陵(后佐保山陵)改葬至平城宮東面田原東陵,從而與施基皇子(光仁天皇父)的田原西陵相對,以表明其承繼天智天皇——施基皇子——光仁天皇之皇統身份。長岡京時代,長岡京北郊丘陵地區被設定為新的天皇陵空間,從而與奈良山天皇陵空間相分離。6桓武再遷平安京后,長岡京北郊的天皇陵空間意識依然延續。

綜上所述,以奈良時代后期難波津的港灣機能逐漸下降為背景,為進一步便利西海道、南海道諸國調庸物資轉運至京城,坐擁水陸之便的長岡京之地成為桓武向山背遷都的重要原因。長岡京定都后,以山崎為中心的水陸交通體系進一步開發,由此統合了難波宮所在地的船舶停靠、物資集散、外使接待的陪都機能。另一方面,與其前后都城平城京、平安京相比,長岡京內部宮城、條坊、宮外諸司、官市、寺院配置的變化均體現了其作為由日本奈良時代進入平安時代的過渡性國都。

四、長岡京廢都原因分析

自延歷三年十一月桓武天皇由平城宮遷居長岡宮西宮(前期內里),至延歷十三年(794)十月桓武天皇再由長岡京的宮外離宮東院遷居平安宮,長岡京作為國都的歷史僅僅維持了10年時間。關于桓武天皇廢棄長岡京的原因,既往中、日學者基于文獻史料的記載,有早良親王怨靈畏懼說和京內洪水災害說兩種觀點,在此基礎上根據近年考古發掘的新成果,長岡宮地形條件的缺陷以及京域條坊規劃的不完全性進一步證實了其作為日本奈良時代向平安時代過渡性國都的短暫性。

據《續日本紀》記載,長岡京定都后,皇太后、皇后相繼病故,皇太子安殿親王亦久病不愈,由此長岡宮的內部被認為是桓武天皇胞弟早良親王怨靈作祟的不潔之地,桓武天皇遂移居長岡宮東北面之離宮東院以避之。1同時,其后延歷十一年(792)六月、八月長岡京內兩度爆發大規模水患災害,又造成作為朝廷中樞機構八省之一的式部省南門被沖毀。2由此,早良親王怨靈畏懼以及京內洪水災害均為長岡京廢都之重要因素。

綜合近年來考古發掘看,長岡京作為桓武由大和向山背遷都的首選之地,一方面是意欲脫離天武系皇族所創建的平城京,另一方面與難波津的港灣機能低下,陪都難波宮的拆除、移建相互關聯。然而,就長岡京的宮域及其周邊地形條件來看,宮城中樞部構造之西宮(前期內里)、東宮(后期內里)、朝堂院所在位置的地形條件均存在明顯缺陷,加之后續的改造工程并不順利,使得其最終為桓武天皇所廢棄。具體而言,長岡宮內西宮、東宮、朝堂院的地形條件缺陷主要表現為:

一、長岡宮前期,天皇內里西宮與皇后宮相互獨立的設置,較光仁、桓武朝平城宮天皇內里包含皇后宮空間的形制布局出現倒退。3因此,西宮僅作為桓武遷都初期的臨時內里,后被后期內里東宮所取代。延歷八年二月,桓武天皇由西宮遷往東宮,東宮作為桓武天皇的正式內里,較西宮增設了前庭及后宮空間。限于宮域整體為西高東低的地形特點,造成東宮所在地區較西宮地勢低近30米,較中央區大極殿、朝堂院地勢低近10米。4因此,東宮作為天皇內里不僅在視覺上難以顯現皇權的至上性,而且存在雨水侵入的風險。5

二、從長岡宮中央部朝堂院構造及位置來看,與前代正都藤原宮、平城宮的十二朝堂配置相比,八朝堂配置最初由陪都難波宮朝堂院移建而成,因而在遷都之初是作為取代難波宮的陪都功能而設置的。6長岡京后期,宮域整體向南面擴展了二町域面積,造成京內二條大路的中段部分被正式納入宮內,從而喪失了作為京內東西橫向大路的通行機能。

三、長岡京前期,僅以朝堂院南門作為宮域正門,除卻宮域東面位于向日丘陵的斷崖地形外,宮城的北面、東面與鄰接的京域條坊呈現半開放狀態。延歷十年(791)九月,“壞運平城宮諸門,以移作長岡宮矣。”7而考古調查在長岡宮域周邊迄今沒有發現宮門設置的痕跡,結合延歷十二年正月桓武天皇由東宮移居宮外離宮東院,并拆解長岡宮內建筑資材的史料記載推斷,平城宮諸門被拆解、移運長岡京貯存后,實際是被用于后續平安宮諸門的營建。

由此可見,長岡宮雖歷經前、后兩期的營建,但限于宮城整體地形條件的諸多局限,以致后續宮城及京域條坊的改建過程進展緩慢,其京域條坊整體規劃實際僅完成六成左右。8延歷十三年十月,桓武天皇由長岡京東院遷居平安宮后,不僅正式恢復了宮城內部十二朝堂配置,而且將平城宮東區第二次大極殿拆解、移建形成平安宮豐樂殿,使之與內里、大極殿、朝堂院相互獨立。2至此,桓武天皇歷經十年的兩度遷都最終完成了律令國家都城由大和向山背遷移之全過程。

結論

奈良時代,從平城京至長岡京的都城北向遷移的主要原因在于由天武系皇族創建的國都平城京與外港泉津間的陸路物資輸送道路相對不便,由此圣武天皇模仿唐朝長安、洛陽東西復都制體系,進而以木津川水系為中心先后展開了難波京、恭仁京、紫香樂宮的多都制營建新計劃,然終因政局動蕩及財力不足等原因并未完全實現。桓武天皇即位后,一方面為彰顯其承繼天智系皇統的意識,另一方面以陪都難波京的港灣機能逐漸喪失為背景,遷都長岡京不僅正式終結了難波京的陪都功能,而且新的內河航道三國川的貫通使得列島西面瀨戶內海水系與東面的琵琶湖水系相互連接,從而正式形成了以畿內山城國為中心、溝通地方諸國的完備水上交通運輸網絡。然而,長岡京作為日本奈良時代向平安時代的過渡性國都,由于受早良親王怨靈作祟的傳說、京內的水患災害頻發、宮域地形條件等諸多因素影響,最終造成桓武天皇廢棄長岡京,再遷新都平安京。至此,日本古代都城完成了由畿內大和向山背北向遷移的全過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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