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歐中世紀史料學初探

2021-10-12 08:49張弢
古代文明 2021年4期
關鍵詞:中世紀文書史料

張弢

關鍵詞:歷史輔助科學;中世紀史料;文書學;格式;刊本

一、歷史輔助科學

歷史學科的原創性成果根源于對一手史料的切實掌握與深入分析,西歐中世紀留存至今的文字性材料是探究中世紀歐洲歷史的史料基礎和重要線索。中世紀歷史領域的研究者應當具備釋讀此類文獻的能力,培養這項能力和提供相關知識的學科被稱為歷史學的“輔助科學”。1英語學界稱為Auxiliary Sciences of History,即德語學界的Historische Hilfswissenschaften(歷史輔助學科)。2歷史輔助科學在德語國家及地區的學術界是完整且獨立的專科之學。德語區大學的歷史系大多為該學科設置教授席位或者成立專門的研究所,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培養專業人才。

嚴格地講,歷史輔助科學乃是一個學科群,涵蓋諸多分支和領域。例如在發展成熟的德語史學界看來,它至少囊括如下內容:年代學(Chronologie)、文書學(Diplomatik / Urkundenlehre,也有學者根據漢語學界的習慣稱之為文獻學)、譜系學(Genealogie)、紋章學(Heraldik)、歷史地理學(Historische Geographie)、手稿學/筆跡學(Kodikologie)、錢幣學(Numismatik)、文字學(Pal?ographie)、印璽學(Sphragistik)等。1此外,對于歐洲古代歷史的研究領域而言,也包括碑銘學(Epigraphik)、姓名學(Onomastik)、語文學(Philologie)等;在近代史領域還涉及到檔案學(Archivkunde)等。就更廣義的外延而言,歷史輔助科學還與考古學聯系在一起。

在西歐中世紀史的研究過程中,歷史輔助科學的應用范圍頗廣。它可以在史料學的平臺基礎之上,以文書學為統領,將其它多個分支領域關聯起來,形成一套釋讀史料文本的方法,以此對西歐中世紀文獻做出完備的解讀。因為在釋讀過程中乃至之前,率先要對文獻做出精準的識別,包括產生的時間、地點、所涉及的人物關系,以及文本中的語言、字體、簽名、印信等。在經過對文獻的真偽及其史料價值做出初步辨別之后,才能進一步開展釋讀文本內容的工作。這項通過研究文獻的書體、語言、形態、來源等以甄別史料的性質及其價值的工作,就是對歷史文獻的批判之學(critical scholarship)。德語史學界稱之為“史料批判”或者“史料考證”(Quellenkritik)。4它與傳統中國史學的“考據之學”于內在理路上相通,在工作方法上也多有相似之處。

史料批判源自辨別歷史文獻的真偽,確認文本記載的內容具有它所宣稱的真實性和有效性。在其發展的早期階段,著名的實例是意大利人文主義學者洛倫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6—1457)將《君士坦丁贈禮》(Constitutum Constantini)鑒定為中世紀的偽作。瓦拉主要從語文學的(philological)角度指出該文獻出現了眾多時代錯亂的辭藻與名物,由此判定其乃后人杜撰的古羅馬皇帝詔旨。也正是自瓦拉始,開創了文本研究的內證法。6而從文獻的外部形制入手,開啟針對文本字體與筆跡、文書體例與格式的專門之學,則要歸功于法國教士學者讓·馬比榮(Jean Mabillon,1632—1707)。他的系統性著作《論文書學》(De re diplomatica)為后來逐漸完備起來的歷史輔助科學奠定了基礎。

鑒于釋讀中世紀史料對史學研究的重要性,本文擬介紹德語史學界如何通過歷史輔助科學的幫助對文獻做出基本的判斷。德語學界尤為看重史料批判,在史料學的研究領域積累下豐富的經驗和雄厚的基礎,對中世紀文書的整理、編纂和研究工作最具代表性和前沿性。而國內學界在參考和借鑒德語學界于歷史輔助學科取得的豐碩成果方面尚待補足。文中將以中世紀神圣羅馬帝國皇權的所有者即德意志王國的帝王所發布的詔旨為例,對西歐中世紀官方文書的體例格式、釋讀要領、現代刊本等逐一給予梳理,為國內學界提供獲取及釋讀此類文獻的門徑與方法,以饗方家。

二、德語學界的史料二分法

研究西歐中世紀官方文書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獨一無二的史料價值。有鑒于此,須率先說明德語史學界對史料的定義、分類以及價值判斷。

在德語史學界看來,一切包含過往信息的文本(Text)、實物(Gegenstand)、事實(Tatsache)都可以被視作史料(Quellen)。8從其所提供的歷史信息的價值來看,可將史料分成兩個大的類別:一為過往遺存(?berrest),二為記事流傳(Tradition)。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史料二分法與國內世界史學界通常認知的史料劃分標準有所不同。國內學界更為熟知的是以時間標準作為史料分類的原則,凡與事件發生的同時代所產生的材料被視為一手史料——最嚴格意義的原始史料應是目擊證明;而在事件發生之后產生的都屬于二手史料。1而德語學界提供的史料二分法可以對上述原則做出有益且必要的補充。

過往遺存(?berrest)是指從過去直接遺留下來的所有東西,而沒有經過任何形式的過濾或者加工,特別是沒有經過專以記錄史事為目的的轉述。2英語學界籠統地稱之為文檔史料(documents)。然而在現實當中,過往遺存不僅僅是指文字性材料,它所涵蓋的史料大致分為3種:

(1)實物遺存(例如遺骸、建筑、器皿、工具、藝術品等);

(2)抽象遺存(例如典章、制度、法律、風俗、習慣、語言等);

(3)文字遺存(包括所有原始性的文字材料)。

保持著原貌(original)、非目的性、非刻意性是過往遺存類史料的最大優點。它是史事發生過程的直接參與者,或者是過往的直接遺留物,不含人為的判斷以及主觀傾向,而是以其本來面目示人。帝王頒發的詔旨就屬于這一類。再例如賬簿與合同,其自身功能是即時地記錄和約束當時的商貿往來,寫下它們的目的并不是特意為后人展示過往的經營活動。所以,它們更客觀和真實地反映出商業活動的本來面目,是研究經濟社會史的一手史料。不過,過往遺存類史料也具有明顯的劣勢。它只承載其自身產生時期的狀況,在有限范圍內具有時效性;它多以個體的形式出現而缺乏相互之間的關聯,當個體呈點狀的碎片化分布時,搜集起來零零散散,不具備條理性和系統性。由此,過往遺存一般只反映歷史的個別情況或者某個面向,而無法展現彼時的全景風貌。相比較而言,記事流傳類史料的優勢就凸顯出來。

記事流傳(Tradition)是指以記錄過去和描述史事為主旨的所有材料,包括文字的和口頭的。3英語學界稱之為敘述性史料(narratives)。記事流傳類史料的主體部分是傳統意義上的各類史書和紀事,例如《法蘭克人史》、《查理大帝傳》等中世紀史家的著作就是典型代表。4從西歐中世紀時期保存下來的記事流傳的種類很多,文字性的大致有編年史(Annalen)、年代記(Chronik)、傳記(Biographie)、自傳(Autobiographie)、回憶錄(Memoiren)等;而口頭流傳涵蓋了神話(Mythe)、傳說(Sage)、民謠(Lied)、講述(Erz?hlung)、故事(Story)等。

記事流傳類史料全部經過人為的編撰和加工,受眾獲取的歷史信息乃間接所得。但其優點在于歷史意識明確,敘述較為完整且邏輯性強。它將史事的前因后果直至具體過程告知讀者或者聽眾,期望受眾理解和全盤接受它所提供的完整敘事。然而這類史料的劣勢也一目了然。在其編作的過程中,人為因素參與進來,編作者的主觀意識、價值取向、能力見識、心理狀態、生活閱歷、敘事筆法等都會影響所記錄的信息,當然還有不自覺的記事錯誤乃至蓄意的歪曲篡改。這必然會影響到記事流傳類史料的價值,使其客觀性大打折扣。特別是編作者一般只根據自己的好惡與評判標準,對自己認為重要的或者值得傳承的往昔進行選擇性的記述,受眾獲得的信息則必然受到編作者眼光和傾向性的限制。例如西歐中世紀編年史的著者多為基督教會的教士,他們更多地關注和記錄政治事件和教會事務,普羅大眾的日常社會生活相對被忽視。

綜上所述,德語學界史料二分法的核心標準是,是否有人為的主觀因素參與其中。無目的性、不具主觀意識的史料,歸屬于直接性的過往遺存,乃價值上乘的一手史料。與此相對,如果是以記錄史事為根本目的,傳播的形式又為轉述的史料,則應劃歸到間接性的記事流傳類,其史料價值不及前者。因為后者經過了檢選、過濾、加工、修飾、轉述等人為的工作,嚴格地講可歸入二手史料。本文所討論的西歐中世紀的官方文書屬于過往遺存類史料中的第三種,即文字遺存。這些文獻直接出于中世紀帝王處理政務和信息傳達之所需,并不是專為記錄史事,所以具有一手史料的價值。中世紀史家著作中的很多內容雖然是根據這些官方文書(或者它們的抄本、復本、記錄摘要等)編撰而成,但由于經過了編作者的轉述,應歸入二手史料之列。只不過,當文書的原件以及各種復本佚失的時候,史家著作成為相關信息來源的唯一渠道,此時由于一手史料的缺失,造成二手史料地位和價值的相對上升。

三、史料學輯要

德語史學界將西歐中世紀的文書(diploma)定義為按照固定格式撰寫、經過認證的、具有實質性法律效力的書面文件。1文書大體可分為官方和私人兩類。而官方文書又可細分為由帝王諸侯等世俗君主發布的上諭詔旨,由教宗等教會君主發布的令狀,以及由城市發布的文件等。官方(帝王諸侯、教會、城市)以文字的形式將所處理的事務寫定下來,頒發出去,通過官方的權威令其生效且被執行。可見,官方文書是中世紀西歐政務當中的樞紐環節,起到確定、承載、傳播和稽查信息的作用。

西歐中世紀時期遺留下來的官方文書是后人洞悉當時歷史的重要史料。此類文書內容涵蓋了內政、外交、立法、行政、經濟、戰爭、和約、世俗政權與教廷之間的關系等各個方面。特別是帝王發布的各種詔旨,在當時具有法律效力。此乃羅馬帝國時期開啟的政治傳統。2時至西羅馬帝國滅亡前后,戰亂迭起,社會動蕩,政務執行及信息傳達的傳統相應經歷了一個衰敗期。官方文書的發布在西歐一度中斷,在文化與書寫能力較為落后的各地蠻族王國當中也不盛行。直至8世紀,各國的王廷才重拾羅馬遺風,以頒發官方文書的形式逐漸完備政務管理體系。然而時過境遷,中世紀帝王的官方文書無論從外部形態還是內容格式,皆與古羅馬皇帝發布的詔旨大不相同。另外,中世紀西歐是基督教會主宰文字書寫的時代,宗教信仰因素在官方文書中也被鮮明地表現出來。帝王的官方文書到11世紀逐漸成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格式。至13、14世紀,該文書格式又被諸侯和城市等世俗權力的所有者普遍接受和采用。3由此,中世紀帝王頒發的詔旨是掌握官方文書釋讀方法之源,更是研究中世紀政治史與制度史的基本史料。

針對中世紀的官方文書,須從內外兩條路徑展開史料批判和釋讀工作,外是指文書呈現出的物理狀態例如材料和形制等,內是指文書的格式與體例。下文所列舉的是歷史輔助科學門下最為緊要的幾個分支領域,它們既各自獨立,相互之間又存在交叉重疊。通過對它們的綜合運用,方能對中世紀官方文書做出全方位的考查,并準確地解讀文書中的核心信息。

史料學:首先要考查文書的外部物理特征。西歐中世紀書寫文字的載體是畜皮紙(pergamentum),這與古代已大有不同。古代地中海世界書寫文字的重要載體之一是草紙,其原材料是盛產于埃及的一種叫莎(suō)草(papyrus)的蘆葦。2對草紙的研究是一門獨立的學問即草紙學(Papyrologie)。3草紙一經寫定不易涂改,難以重復使用,且保存難度大,怕水、怕火、怕折,卷成軸后既容易斷裂破碎也會受潮粘連在一起導致腐爛。阿拉伯人在7至8世紀的擴張,使得包括埃及在內的整個沿地中海的北非地區被納入阿拉伯帝國的版圖,信仰基督教的歐洲無法再從埃及獲得草紙。4最晚從7世紀開始,西歐世俗君主發布的文書就已改用畜皮紙,羅馬教廷的草紙存貨用至10世紀末也完全耗盡。從此,西歐的文書載體成為了畜皮紙的一統天下。5畜皮紙一般用羊皮、牛皮等制成,也用少量的驢皮。制作工藝是先將牲畜皮浸入石灰水中數周,泡“熟”去毛,然后拉伸展開曬干,再壓平,清洗干凈,最后用白堊粉打磨拋光,即獲得較為平整光滑略呈白色的一整張畜皮紙。在開始書寫之前,根據文書內容的多少剪裁成不同尺寸的適用小張。雖然牲畜皮有毛的外層比貼肉的內層要粗糙,但經過上述工藝的加工,內外層可獲得基本相同的光滑效果,均可用于書寫。其中,書寫文字的一面為正面(recto),反面(verso)多數時候不再著字,個別情況會留下文書撰寫者的記號,以此標明寫手為誰。相比草紙,畜皮紙結實耐用,能夠長期保存,易卷成軸,也能折疊,還可以裝訂成像現代書籍一樣的冊子。另外,畜皮紙可以用小刀刮去訛誤之處修訂,較厚的畜皮紙甚至可以將整篇文字刮去,重新獲得一層空白的頁面,再撰寫新的文本,也就是重寫本(palimpsestus / rescriptus)。

西歐中世紀的書寫用筆起初還是來自植物莖稈,亦如古代。自7世紀開始越來越多地改用禽類的羽毛,常見的是大鵝和烏鴉的羽毛,因其毛管較長較粗、相對結實,便于削尖成筆頭。只有位高權重者才在羽毛筆管下端插上金屬筆頭,例如銀的或者銅的,但比較少見。

墨水一般是用五倍子加礬用水調和而成,其它的成分還包括煤炱、樹膠、植物燒成的炭黑、葡萄酒、醋等等。添加的配料不同會使墨水的顏色有深淺之分,例如灰色、黃色、紅色、褐色、黑色等,也可以添加銀粉或者金粉。制成的墨水放入用牲畜角做成的容器當中,與羽毛筆一起可以隨身系在腰帶上。

語文學:從古羅馬到中世紀,拉丁文在西歐官方文書使用的語言當中始終處于統治地位。當然,中世紀西歐的社會歷史也對拉丁語本身產生了影響,例如一些口語詞匯、民族語言的詞匯進入到拉丁文的書面用語當中。這導致中世紀拉丁文不再像古典拉丁文那么優雅,語法的規范程度相應下滑。所以,中世紀時代被認為是拉丁文質量的衰落期。6甚至一些詞匯的詞義也發生了變化。例如comes一詞在古典拉丁語中是“隨從”的意思,在中世紀拉丁語中是“封臣、伯爵”的意思。這種詞義的引申與中世紀封建制的確立直接相關。還有一些中世紀拉丁語的詞匯需要借助專門的詞典才能理解。7另外,中世紀拉丁文亦如古代,依然沒有標準的句讀,句子與句子之間只是粗略地標注類似于句點的分隔符,這在官方文書中也不例外。

文字學:拉丁文字母在中世紀時期經歷了一個從大寫到小寫、從正體到草體的發展過程。3期間出現了多種字體,通過研習文字學可以掌握每種字體的書寫規則,以便正確辨認和釋讀相關的文本。其中有幾種是文書中的常見字體,也在拉丁字母的字體發展史上占據著重要地位。例如安色爾體(Unziale / uncialis)體現出來的是古典拉丁字母從方正的大寫體向小寫體的過渡,常見于4—6世紀時期的文書當中(見圖例<1a>)。8世紀出現的加洛林小寫體(karolingische Minuskel)規范了拉丁字母的小寫字體,字體清晰,便于書寫,易于識讀,在提高書寫準確度的同時兼具美感(見圖例<1b>)。加洛林小寫體在抄寫和流傳古代文獻的事業中起到了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4為了加快書寫的速度,草寫體(Kursive)在文書當中也經常被使用,但字母之間的連接線較多,不易辨認。后來,14世紀以降的人文主義學者再次強調加洛林小寫體的規范作用和書寫意義,并在其基礎之上發展出人文主義小寫體(見圖例<1c>),為后來制作拉丁字母的印刷體奠定下基礎。文字學中的一個難點在于,中世紀的文書無論使用哪種字體都經常會出現單詞或者詞組的縮寫。縮寫具有一定的時代特征,不同時期通行的縮寫會有所不同,不同的執筆人所使用的縮寫習慣也會呈現個性化的特征。為了正確釋讀,專門的詞典必不可少。

年代學:中世紀文書在結尾部分一般要寫明簽發時間,常見的紀年方式有3種,它們可能會在帝王的詔旨中同時出現。研究者可以分別檢查其各自的正確性,相互驗證以辨文書真偽,并為歷史事件斷代。

第一,以當時在位的帝王自登基以來第某年(anno regni nostri...)紀年。但這種紀年只是一個相對的時間概念,研究者可根據歷代帝王年表對照出實際的年份。

第二,沿用羅馬帝國每15年一輪的課稅年(indictio,漢譯也作“小紀”),標明簽發文書的年份是15年中的第幾年,例如indictione tertia就是15年課稅周期中的第3年。第一個課稅周期是從公元前3年開始算起,也就是說公元元年已經是第一個課稅周期中的第4年。由此計算課稅紀年的方法是在基督紀年的數字之上先加3,再除以

15,所得的余數就是該基督紀年所在課稅年的

數字,例如公元16年,先加3,再除以15,余數是4,也就是說公元16年是它所在的課稅周期中的第4年。課稅紀年方式在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us I,306—337年在位)時期被確定下來并進入到官方文書當中,之后被整個中世紀所沿用。3一般而言,課稅紀年方式不會單獨出現在文書當中,而必須與其他紀年方式相配合。也就是說,單純依賴課稅紀年根本無法確定具體的年份,它只能為其他紀年方式——例如基督紀年——提供進一步的確證。當文書同時標明了課稅紀年和基督紀年的時候,研究者可以用上述的計算方法校驗兩者的一致性。不過,中世紀時人算錯課稅紀年的情況不在少數。所以,課稅紀年很難用來作為辨偽的決定性證據。對研究者而言,課稅紀年在文書辨偽當中只有些許的輔助作用。

第三,西歐中世紀文書最常用的是基督紀年,將耶穌·基督降生所謂“道成肉身”那年定為公元元年,由此算起第某年(anno incarnationis dominicae...)。這種紀年方式與現在的公元紀年一致。1中世紀沿用的是儒略歷,即1年12個月365天。中世紀文書中的具體日期不是直接寫明某月某日,而需要用加減法計算出來,這也是沿用了羅馬人的傳統。西歷每個月都有3天為基準點,各有其名——借用中國農歷的朔日與望日:每月的第1天叫kalendae(朔日);idus(望日)是在三月、五月、七月、十月的第15日,在其它月份的第13日;還有一個日子叫nona(或可譯為“數九日”), 2它是三月、五月、七月、十月的第7日,其它月份的第5日。

中世紀時人以上述3個基準日子中的一個為起點,往回數若干天,這個“若干天”就是寫在文書上面的數字——但它不是實際的日期!實際日期的計算方法是在基準日所代表的數字上加1——因為基準日本身也算1天,再減去“若干天”的數字,得數才是實際日期。例如“v idus ianuarii”的計算如下:一月(ianuarii)的望日(idus)是13號,“若干天”的數字是5(v),13加1再減5得9,所以這個表述要記載的實際日期是1月9號——既不是1月5號也不是13號!再例如凱撒(Caesar)遇刺是在公元前44年3月15日,這一天正好是三月的望日,可直接記為idus martii,就無需再計算。

印璽學:印璽(sigillum)是中世紀官方文書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文書加蓋頒發一方的印璽以茲證明文書的真實性和權威性。中世紀的印璽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簽名(signum),與簽名具有同等的唯一性。3印璽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中世紀時人包括帝王諸侯在內大多不通文墨的困境——拉丁語印璽(sigillum)這個詞就是從簽名(signum)衍生出來的。它從7—8世紀開始在官方文書中出現,9—10世紀被接受為最具權威性的認證手段,加蓋過印璽的官方文書才“貨真價實”。除發布人以外,文書的撰寫人、認證人等也可以加蓋自己的印章,以證其效。時至14世紀,印章在西歐被社會各界普遍使用,甚至農民簽訂契約也可以加蓋自己的印章。除個人以外,城市、社團、行會都使用印章,例如各所中世紀大學作為學人社團就擁有自己的印章。總之,能行使職責、承擔義務的“法人”——包括自然人、社團、機構等,都具有制作、持有、使用印璽或印章的權利。

印璽本身一般由金、銀、銅、鐵、錫等各類金屬鑄成,或者用木頭、石頭等材質雕刻而成。印璽的大小不等,比較多見的形狀是圓形,也有多邊形、橢圓形、盾形等。印璽上鑄刻的內容是持有人的姓名、稱號、頭像、身像、紋章、象征物、或者宗教題材的標志等,刻法多為陰文。皇帝的印璽因為異常重要,設置專門的掌璽官(sigillator)負責保管。

加蓋印璽的材料大多是用蠟,以蜂蠟、樹脂、柏油等混合制成,通常為淡黃色或者深黃色,也可以添加配料調成紅、綠、黑等顏色。將蠟加熱溶化后,滴在文書的結尾處,在熱蠟上加蓋印璽,待冷卻凝固后蠟印就粘在了文書上面。也可以先將蠟印單獨做好,用麻繩、畜皮條等懸掛在文書的下端(sigillum pendens),但這樣做會因斷裂而丟失印璽。給文書加蓋印璽的材質還可以使用金屬,常見的是鉛,非常重要的文書則用白銀或者黃金,就是通常所說的“金璽”(bulla aurea)。金屬質地的封印一般都采用懸掛的方式(見圖例<2>)。另外,凡使用過印璽的文書,接受一方要為此向頒發方付費,也就是印璽稅。

文書學:上文所述歷史輔助科學各個分支領域或多或少都與文書學交叉重疊。它們從各自的視角、以各自的標準檢驗文書中的某個特定部分,成為文書學的廣泛外延,綜合起來對文書內外形制與內容進行全方位的考查。另有一些細節之處,專屬中世紀官方文書的文書形制和格式要求,舉要如下。西歐中世紀帝王發布的官方文書一般在文書第一行句首以基督的象征符號(Chrismon)開頭(見圖例<3>),或者畫一個十字架,以此表達對基督教信仰的虔誠。在文書的結尾部分,除加蓋印璽之外,頒發方應親筆簽名。由于世俗君主大多不會寫字,簽名一般由公文官等人代筆。常見的方式是將君主名字的字母組合拼寫到一起,形成一個完整的圖形。但是,須在上面留一處缺筆,例如空一橫劃、空一豎道、或者兩者皆空,最后由君主親手添上所缺筆劃,其含義既是親筆簽名(見圖例<4>)。

在官方文書的格式方面,中世紀公文中發展出很多行文規則(formulae),它小到固定的遣詞用語、句式表達、文本模塊,4大到整篇文書按照一定的模式套寫下來,篇篇雷同。5中世紀帝王最常頒發的一類詔旨叫做特許狀(privilegium)——教宗發布的特許令(bulla)也屬此列。6特許狀是權力的主宰者頒布政令、律法、公告,或者頒發特許權、豁免權,以及施予饋贈,乃至簽署合約時所使用的公文,是官方文書高度程式化的典型。特許狀的行文格式有固定的模式,一份正規且完整的特許狀包括序言、正文、結尾三大部分:序言中寫明特許狀的頒發方與接受方;正文是文書的實際內容和要解決的具體事務;結尾是頒發的時間、地點、頒發人、撰寫人以及見證人的簽名等。特許狀的下端加蓋或者綴有頒發方(包括見證人等)的印璽。總之,西歐中世紀的特許狀(以及特許令)是記載、頒發、確認特許權的詔旨,它以文字的形式將特許權固定下來,具有官方的權威性與持久的法律效力。1了解特許狀的固定格式,也就掌握了帝王詔旨的行文規則,以便有的放矢地釋讀文書的核心內容(見下頁表格<1>)。另外,教宗特許令格式與帝王特許狀格式大致相同。

四、中世紀德意志帝王詔旨的現代刊本

當然,中世紀時期的官方文書不可能百分之百都以原件形式遺留下來,而是多有佚失和損毀。所幸,后世獲取中世紀官方文書的相關信息還有兩條重要渠道。

第一,接受方會將官方文書抄寫一份復本保存,或將從各個時代、不同的君主那里獲得的公文全都抄錄復本后集在一起編成存案冊(chartularium)——9世紀之后開始普及起來。例如根據存案冊編輯出版的中世紀巴黎大學從君王、教會、城市所獲的官方文書足有4大冊,3另有補編6冊。4存案冊中的復本未必按照文書原件的格式抄錄,它旨在記錄原件的核心內容,存檔后以備稽查。在原件丟失的時候,存案冊中的復本,特別是注明了原件上簽名、印璽等特征的完整復本,可以被視為與原件有同等效力。從史料學和史學研究的角度來看,存案冊是對已遺失或被損毀原件的重要補充,其史料價值常被等同于過往遺存。

第二,官方文書的發布方會留存文書的草稿,或者將正式頒發出去的文書內容系統地計入登記簿(regesta)——教廷從6世紀既已開始對文書內容進行登記。登記簿中的記錄一般忽略行文格式,以保存文書主要內容為目的,多以正式撰寫之前的草稿作為抄錄信息的來源。它同樣是對損佚原件的重要補充,其信息價值同樣堪比過往遺存類的史料。例如教宗因諾森三世(Innocent III,1198—1216年在位)曾經發布過4千余份特許令,其中僅有54份的原件流傳下來,幸好有登記簿抄錄下了余者的主要內容。5登記簿可以支撐起現代史學豐富的研究視角。例如,由于登記簿是某位君主在一段時期之內頒發的詔旨總匯,研究者可以藉此聚焦君主的政務要點及其執政風格等;方家還可以通過登記簿透視特定的公文官、公證員、執筆人的文體風格和書寫習慣等,藉此洞察中世紀政治領域內部的細節之處。

當下,若要查閱中世紀德意志帝王頒發的詔旨,已有成熟且方便獲取的現代刊本可用。1819年,德語學界開啟了與中世紀歷史文化相關文獻的搜集與整理工作,其主旨是將與日耳曼(德意志)歷史有關的所有文字性材料全部匯總,經過校勘編輯,出版供學術研究所用的高質量刊本。中世紀神圣羅馬帝國的皇帝以及德意志國王所發布的官方文書是這項工作的重中之重。歷代學者經過至今整整兩個世紀的持續努力,通過從歐洲各地的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等地搜羅原件以及各類抄本、復本,系統且連續編纂出版了卷帙浩繁的《日耳曼史料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MGH),是為自6-16世紀所有與德意志國家及民族相關的文字性資料遺存的總匯。這一工作所獲得的巨大成功為國際學界所公認。而今,《日耳曼史料集成》作為集大成的資料寶藏,是研究中世紀時期的德意志王國乃至整個西歐歷史與文化不可或缺的史料來源。1而且,電子版《日耳曼史料集成》(dMGH)提供免費在線閱讀全文。2整部《日耳曼史料集成》共分為5個部分(Abteilungen),每部分包含多種性質的文獻(見表格<2>)。

針對其中的第三部分“官方文書”,在編纂《日耳曼史料集成》的過程中,學者們同時完成了另一部重要的匯編成果《帝國實錄》(Regesta Imperii,RI)。這項工作始于1829年,其初衷是為編纂《日耳曼史料集成》做準備,即一邊搜集整理德意志帝王詔旨的原件及復本,一邊閱讀并摘錄出每份詔旨的主要內容,以便將它們按其發布的時間順序系統地排列起來。隨著《日耳曼史料集成》收錄的官方文書不斷地增多,《帝國實錄》本身的獨特價值逐漸顯露出來。首先,《日耳曼史料集成》刊印的官方文書都是拉丁語文本,《帝國實錄》則提供相應內容的德語摘要,只在必要之處引用部分拉丁語原文。其次,從加洛林王朝的奠基者丕平三世(Pippin III,751—768年在位),至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1486—1519年在位),中世紀德意志帝王發布的官方文書浩如煙海。例如德意志國王、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III,1440—1493年在位)一人發布的詔旨就有約5萬份傳世。而《帝國實錄》正可以作為751年至1519年間,中世紀德意志帝王及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發布的所有已知詔旨的索引。研究者可以通過它稽查檢索歷代帝王的日常政務及相對應的詔旨信息。藉此,《帝國實錄》呈現出了歷代帝王政治生活的概覽。再次,《帝國實錄》至今共匯編出版了100余冊,其中包含約14.5萬條記錄。它雖不是官方文書的全文,卻提供找尋史料的重要線索。它在每條記錄后面指明相對應的詔旨在《日耳曼史料集成》中的位置,并附有相關的參考文獻,包括經過編者整理的原件形制、版本流傳、接受史、以及現代學界對文本內容的討論等,均是作文獻學研究的基礎信息。綜合視之,《帝國實錄》早已不是《日耳曼史料集成》單純的配套之作,而是學界研究中世紀德意志歷史的重要輔助工具。現在,《帝國實錄》業已全部數字化上線(RI Online),提供免費閱讀及檢索功能。

《帝國實錄》的內容架構按照朝代更迭的時間順序,大致分為14個系列,每個系列出版的冊數則根據各朝帝王發布文書的數量多寡而不盡相同(見表格<3>)。

《帝國實錄》展示出其自身價值之后,德語國家的史學界成立了專門的機構,將相關的匯編工作獨立運行,在掌握一手史料的基礎之上又展開了研究工作,所形成的叢書系列“中世紀皇帝與教宗歷史研究—《帝國實錄》附刊”(Forschungen zur Kaiser- und Papst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Beihefte zu Regesta Imperii),至今已出版40多部史學專著與論文集。另外,基于網絡帶來的便利,《帝國實錄》的主頁上還免費開放文獻目錄查詢(RI OPAC),2更豐富了自身的研究輔助功能。方家可以據此搜索到有關中世紀研究著作的海量出版信息,涵蓋西歐各主要語言。

《日耳曼史料集成》與《帝國實錄》不但是研究中世紀德意志帝王詔旨的資料來源,還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工作模式——專業學科的機構化以及機構之間的協同合作。首先是它們的主持機構能夠應時而變(mutatis mutandi),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與時俱進,充分發揮數字化與互聯網為人文學科的基礎研究所提供的開放性與便利性。其次是兩者都由專門的研究機構負責。《日耳曼史料集成》由德國“中世紀德意志研究所”(Deutsches Institut für Erforschung des Mittelalters)負責,其總部自1949年起從柏林遷至慕尼黑。與該研究所展開合作的不僅有慕尼黑大學、德國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還有奧地利學術院(?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等機構。《帝國實錄》自1980年代以來由德國的美因茨學術與文學院(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Mainz)主持,主要合作者還包括德國的柏林—勃蘭登堡學術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奧地利學術院之下的中世紀研究所(Institut für Mittelalterforschung)等10余家機構。《日耳曼史料集成》和《帝國實錄》所承載的資料信息根本無法依賴一朝一夕的某項工程或者某個項目完成,而是需要固定的機構與專業的人員,才能打造持久、穩定、高質的工作平臺。而且,兩者在體量上和技術上更不可能由個人或者某個研究組單獨承擔,而是需要多種類的學術機構和各個相關領域的專家通力協作,方可實現鴻篇巨制。

毋庸諱言,即便是經過整理與鑒別的中世紀官方文書,仍無法完全排除一些贗品偽作躲過編者的鑒別進入了現代編本的可能性。事實上,也有一些在方家看來依舊存疑的文獻——尤其是出自中世紀早期的一些詔旨,雖然尚無法確定其真偽,卻也被收錄其中并刊印出來。這有待學界的進一步探究。可見,即便是文書學專家也不可能對如此巨量文獻中的每篇都抱有絕對把握。對于歷史學家而言,倘若完全缺乏文書學的基本訓練與鑒別意識,在不自覺當中誤判、誤識、誤解文本,就會無法避免地做出與史實不符的結論。法國著名的中世紀史學家、《封建社會》的作者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曾經寫道:“歷史學家對于其職業中的所有重要技藝至少應略知一二,這不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須的。哪怕這只是為了事先了解工具的用途以及運用工具的困難。”1所以,從文書學角度對歷史文獻做出基本的判斷,依然是進行科學的歷史研究工作之前提與基礎。有鑒于此,我國的歐洲中世紀史學者要不斷加深史料學方面的學識;同時,作為一級學科的世界史也應在歷史輔助學科領域開拓進取,逐步形成自主且完備的學科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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