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駐南京辦事處與新四軍組建

2021-10-12 16:58經盛鴻
唯實 2021年9期
關鍵詞:項英葉挺軍長

經盛鴻

1937年7月7日爆發的盧溝橋事變,激起了全中國人民的強烈反響。7月8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日寇進攻盧溝橋通電》,緊急呼吁:“全國上下應該立刻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茍安的希望與估計”,“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

一、第二次國共合作

在南京正式形成

1937年8月初,在平津失守后,為了研究與確立對日方針與最高國策,國民政府決定召集全國黨、政、軍要人與各地軍政首腦,來南京舉行會議。1937年8月9日,經中共中央決定,中共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飛抵南京,與國民黨談判國共第二次合作事宜。雙方就西北紅軍主力的改編,在南京、蘭州、武漢等地設立中共代表團和八路軍辦事處,以及南方8省14個地區紅軍游擊隊的改編、釋放政治犯等事項,進行協商。

由于工作需要,8月16日,朱德離開南京,返回陜北。周恩來仍留在南京與國民政府方面就西北紅軍主力的改編,在南京、上海、蘭州、武漢等地設立中共代表團辦事處,以及南方8省14個地區紅軍游擊隊的改編、釋放政治犯等多項重要問題繼續進行會談。8月21日,周恩來離開南京,回到陜北參加于8月22日至25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洛川會議。葉劍英、李克農等人留在南京,繼續進行周恩來未來得及完成的工作。1937年9月中旬,秦邦憲(博古)、董必武奉中共中央指示,來到南京,任中國共產黨的駐京代表。八路軍駐京辦事處也成為中共中央駐京辦事處。

在中共中央的指導下,以秦邦憲、葉劍英、董必武、李克農為首的中共與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繼續與國民黨談判國共第二次合作事宜,緊張地進行一系列工作:

一是促成了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核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1937年9月中旬,秦邦憲、葉劍英代表中國共產黨,康澤代表中國國民黨,就周恩來等于7月14日在廬山送交國民黨的《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的公開發表進行緊張的會談。9月22日,中央社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第二天,1937年9月23日,蔣介石就此發表談話,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

二是促成了西北紅軍主力的順利改編。8月18日,蔣介石同意發表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八路軍正、副總指揮,下轄三個師。9月1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按新的全國陸海空軍統一序列,將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番號,改稱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總指揮部改稱總司令部,朱德、彭德懷分別改稱正、副總司令。八路軍直接隸屬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1938年1月改為隸屬于第二戰區)。10月3日,朱德、彭德懷致電軍政部部長何應欽,正副參謀長程潛、白崇禧:“茲派職路參謀長葉劍英為駐京代表,李克農為駐京辦事處主任,以后鈞部所發與職路之一切軍需、軍械等,概由該辦事處主任李克農署名領取,特電謹呈備案。”[1]

中共與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還就營救中共被捕同志、籌辦《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等繼續進行了大量工作,尤其是為將南方8省區的中共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做出了重大貢獻。

二、中共駐南京辦事處

與新四軍的組建

1934年10月,中共臨時中央與中央蘇區紅軍主力北上后,留下中共蘇區中央分局與部分紅軍,在閩粵贛中央蘇區原地堅持斗爭,項英任中共蘇區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陳毅任中共蘇區中央分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他們領導南方8省14個游擊區的紅軍游擊隊,經歷了三年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從1937年2月到9月,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與國民政府當局多次談判。在談判期間,震驚世界的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在這一嚴峻的形勢下,國共雙方達成共識,將西北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然而,在談及南方8省區的中共游擊隊改編時,周恩來提出,改編為一個軍,但國民政府當局先是不理,后則堅持要任用國民黨將領陳誠或張發奎任該軍軍長。在遭到中共中央的堅決抵制后,國民政府當局宣稱,什么時候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軍長人選,什么時候成立這支部隊。問題就這樣僵持下來。后來,這一僵局由于一個人的出現而得以化解。

1937年7月至8月間,周恩來路經上海,在南京路的新雅酒店,與一個人擦肩而過,周恩來覺得這個人似曾相識,便轉頭回望。那人也幾乎同時轉過身來,兩人同時都認出對方,驚喜中,兩雙手緊緊握在了一起。與周恩來偶遇的這個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將葉挺。

葉挺,廣東惠陽人,1896年生,原在孫中山領導的廣東大元帥府軍隊中任職。1924年,在國共合作的大革命中,葉挺赴蘇學習,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6年北伐戰爭中,葉挺率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在奇襲汀泗橋與武昌戰役中,戰功卓著,為第四軍贏得了“鐵軍”稱號。大革命失敗后,他在中共的領導下,1927年8月參與領導南昌起義,1927年12月,又參與領導廣州起義,失敗后,流亡歐洲4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回到澳門居住,脫離政治,也脫離了國、共雙方。全面抗戰爆發后,1937年7月下旬,他應中共組織的安排,來上海會見中共情報領導人潘漢年,卻巧遇周恩來。

經過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談,周恩來覺得葉挺是位在歷史上有過重大貢獻與影響的人物,曾加入過國民黨,也加入過共產黨,可能是國、共雙方都能接受的軍長人選。周恩來說出了想請葉挺參與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并擔任軍長的想法,葉挺當即表示愿意接受。

周恩來在與國民政府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商談南方8省14個游擊區中共紅軍游擊隊改編時,何應欽答應中共可派人到南方各游擊區傳達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協助紅軍游擊隊改編。8月17日,周恩來、葉劍英電告毛澤東轉博古、林伯渠:“現已與軍何(按:指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商定,允許我方派人到各邊區傳達黨中央意旨,并協助各邊區傳達改編……請令往鄂豫皖之鄭位三及往閩西南之方方迅速來南京,其余如派往湘鄂贛邊區的人員亦請送來。”[2]以后,鄭位三、方方等人陸續到達長江南北各紅軍游擊區,為改編各紅軍游擊隊為新四軍進行準備工作。

葉挺接受周恩來請他參與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并出任軍長后,就約見正在上海指揮作戰的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陳誠,提出改編中共在南方8省區的游擊隊主力,為一個軍,并提出沿用當年“鐵軍”的番號,命名為“新編第四軍”,由他出任軍長。陳誠立即向蔣介石報告。

1937年9月28日,蔣介石在南京接見葉挺,商談由葉挺出任將改編組建的新四軍軍長,蔣介石以十分關心的語氣,問詢了葉挺的近況和想法。蔣介石突然問葉挺,你既然出任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軍長,是否考慮恢復國民黨黨籍?葉挺從容應答說,既然國、共兩黨皆要求由無黨派人士擔任新四軍軍長,我若加入國民黨,豈不授人以柄!當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沒有與中共方面協商的情況下發布命令:“任命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同時,蔣介石致電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同意將南方8省區的中共游擊隊主力,改編為新四軍,由葉挺調用。

第二天,9月29日,葉挺到南京中共與八路軍辦事處,將他被任命為新編第四軍軍長事,告知秦邦憲、葉劍英。秦、葉立即電告延安中共中央。10月1日,毛澤東回電秦、葉:“葉挺須到延安來。在他同意中央的政治、軍事原則后,可去南方。”而且,那時中共中央只同意葉挺來延安會談,如獲得通過后,只可“去閩粵邊(或閩浙邊),指揮張鼎丞部(或劉英部),以此為基礎擴大部隊”,而不能指揮整個新四軍。[3]

1937年10月12日,國民政府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轉發蔣介石10月6日電令:鄂豫皖邊、湘鄂贛邊、贛粵邊、浙閩邊、閩西等地區的紅軍游擊隊,統交新四軍軍長葉挺編遣調用。這是首次公開發布新四軍番號。新四軍宣告成立。①

南京中共與八路軍辦事處經過一系列工作,于1937年10月21日,由秦邦憲、葉劍英、董必武聯名致電延安的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報告說:“葉挺要來前面陳,已得何(應欽)同意,約一兩日后即啟程。葉聲明完全接受黨的領導。”

三、中共駐南京辦事處幫助

葉挺、項英先后到達延安

1937年11月3日,葉挺在南京中共與八路軍辦事處的幫助下,輾轉到達延安,這一天,延安幾乎全體出動,專門為葉挺舉行了歡迎大會。會后,毛澤東詳細向葉挺解釋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交談進行得非常順利,葉挺表示完全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至此,“新編第四軍”的番號和葉挺任軍長,得到了國、共雙方的認可。

在葉挺到達延安后4天,11月7日,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系達三年之久的項英,輾轉千里,也來到延安,并與葉挺會面。

項英等也是經由南京中共與八路軍辦事處聯系上的。

1937年7月中旬的一天,項英、陳毅從贛粵邊游擊區內線黃老拐送到山里來的一捆報刊中,在一份香港雜志《新學識》上,看到了一篇署名諸青來的文章,引用了毛澤東于1937年5月3日在延安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摘要,說,國民黨在抗日形勢下,已被迫由內戰、獨裁和對日不抵抗的政策,向著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轉變,開始接受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這是項英和陳毅自1935年3月和黨中央失去聯系后,第一次間接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消息,得知了國內形勢的變化與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心情無比激動。1937年8月20日,項英、陳毅以“中共贛粵邊特委”的名義,致信國民政府江西省主席,要求立即停止內戰,合作抗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接到來信后,于9月24日,派專人將項英、陳毅接到南昌月宮飯店,談判合作抗日事宜。談判進行得比較順利,9月27日,雙方達成國民政府軍隊從游擊區撤退、釋放政治犯、將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抗日義勇軍等六條協議。9月28日,新聞媒體對這次談判做了報道。

南京中共與八路軍辦事處從新聞媒體的報道中,得知自1935年3月就失掉聯系的項英、陳毅就在南昌,立即報告延安中共中央。毛澤東迅速回電:“對項陳兩同志處,先令董老派人聯絡,告以情況與政策。”項英立即通過中共駐南京八路軍辦事處的秦邦憲,傳電毛澤東、張聞天,報告了他們與江西省政府談判的情況。[3] 10月2日,毛澤東致電中共駐南京八路軍辦事處的秦邦憲、葉劍英:“令項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寧后并令其來中央討論南方的游擊隊改編問題。”并指出,“南方游擊隊萬不宜集中,項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國民黨的當。”[1] 1937年10月上、中旬,秦邦憲派員先后在江西吉安、大余縣找到了陳毅、項英,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有關指示。[3]項英到南京后,會見秦邦憲、葉劍英,共同商議了南方各省游擊隊面臨的形勢與改編為新四軍的各項問題。[1]隨后,項英在南京中共與八路軍辦事處的安排下,經西安去延安。

11月8日,延安中共中央為葉挺、項英舉行了歡迎大會。中共中央與葉挺、項英具體商談了中共南方各省游擊隊統一改編為新四軍的各項工作,明確由葉挺任新四軍軍長,項英任副軍長。至此,新四軍的組建,邁出了歷史性的第一步。

葉挺先離開延安。他回到南京后,在11月21日,由葉劍英陪同,再次與蔣介石會見,就新四軍組建事項進行商談。但這次蔣介石不似第一次見面那樣熱情,一見面,就聲色俱厲地訓斥葉挺,指責他去延安沒有向他報告,對葉挺按正常標準提出的軍費要求,也不予理睬。顯然,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新四軍未來的路不會平坦,更多的考驗還在后面。

項英則留在延安一段時間,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當時正是南京保衛戰與南京淪陷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撤銷蘇區中央分局,由項英、周恩來、秦邦憲、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南方各省中共黨的工作;成立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后改為東南局)和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新四軍分會,領導新四軍的工作,中共中央東南分局由項英任書記,曾山任副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新四軍分會由項英任主席,陳毅任副主席。

四、新四軍開向敵后抗日游擊戰場

1937年12月中下旬,按照中共中央關于新四軍軍部暫設武漢的意見,葉挺、項英先后到達武漢,在漢口大和街26號(今勝利街末段)籌建新四軍軍部,為時12天。1937年12月25日,兩人主持召開了新四軍第一次由50余人參加的干部大會,宣告新四軍軍部成立。12月27日,項英向中共中央呈報新四軍編制與支隊長以上主要干部人選,于12月28日獲得中共中央批準;再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于1938年1月8日核定,正式任命項英為新四軍副軍長,張云逸為參謀長,周子昆為副參謀長,袁國平為政治部主任,鄧子恢為政治部副主任。當時尚未恢復中共黨籍的新四軍軍長葉挺,負責新四軍的軍事指揮。

1938年1月6日,新四軍軍部遵照毛澤東“軍部第一步設南昌”的指示,從武漢移駐南昌三眼井(原張勛公館,今友竹路7號)。1938年2月初,因戰局吃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與第三戰區命令新四軍各部于4月到皖南歙縣巖寺集結。新四軍軍部立即命令南方8省14個游擊區的紅軍游擊隊,分別到皖南和皖西集結,編入新四軍。

1938年4月4日,新四軍軍部離開南昌;5日,抵達皖南歙縣巖寺鎮;7日,又移至太平縣(今黃山市黃山區)麻村;26日,進駐南陵縣土塘村;8月2日,移駐涇縣云嶺村,駐守近3年,直到1941年1月4日晚北移。新四軍被劃歸國民政府第三戰區顧祝同指揮。

1938年4月,南方8省各地區的紅軍游擊隊,經過長途跋涉,分別到達皖南和皖西,編成4個支隊、10個團和1個特務營。第一支隊司令員陳毅,副司令員傅秋濤;第二支隊司令員張鼎丞,副司令員粟裕;第三支隊司令員張云逸(兼),副司令員譚震林;第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第一、二、三支隊駐皖南,第四支隊駐皖西。全軍共10329人,但只有6200余支(挺)槍,許多戰士還以大刀、梭鏢為武器。

中共中央在組建新四軍的同時,就調查研究和確立新四軍未來的作戰方向與兵力部署。根據日軍占據上海、蘇州、南京等大中城市,而國民政府軍隊主力撤向皖浙贛山區,蘇南廣大農村地區空虛、混亂的形勢,中共中央指示新成立的新四軍,迅速分兵,從皖南向東挺進,首先在蘇南廣大農村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然后向北發展,渡江進入蘇北地區,開展抗日游擊戰爭。

1937年12月14日,即在南京淪陷的第二天,毛澤東和當時正在延安的新四軍副軍長兼軍分會書記項英,致電新四軍軍長葉挺,指示:新四軍長江以南各支隊可向東開,長江以北高敬亭支隊暫留江北,不必北開,以便在該地準備沿江游擊。[4]67這是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第一次向新四軍發出從皖贛地區東進蘇南作戰戰略規劃的指示。

1937年12月30日,毛澤東和張聞天、康生、陳云,連發兩電給長江局的陳紹禹(王明)、周恩來、項英、秦邦憲(博古)、葉劍英,其中一電是關于在長江南北作戰部署的意見,提出:“為使敵處于我之戰略包圍,我軍(指國、共兩軍)要建立蘇浙皖贛邊軍區,以皖南為重心,攻擊并準備攻擊南京、蕪湖、杭州、浙贛路與湖口之日軍……以陳毅支隊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隊并準備增加一部置于皖北。”并要他們在對所提意見考慮后,向蔣介石提出。[4]68

1938年2月14日,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兼軍分會書記項英與新四軍軍分會副書記、一支隊司令員陳毅,致電中共中央毛澤東,提出新四軍組建后,不宜全部集結巖寺,應盡量前伸,向蘇浙皖邊配置,開展游擊戰。[4]211 2月15日,毛澤東復電項英、陳毅,表示“同意14日電的行動原則,力爭在蘇浙皖邊發展游擊戰”[4]212;但同時又指出:“在目前最有利于發展地區,還在江蘇境內的茅山山脈,即以溧陽、溧水地區為中心,向著南京、鎮江、丹陽、金壇、宜興、長興、廣德線上之敵作戰,必能建立根據地,擴大四軍基礎。如有兩個支隊,則至少以一個在茅山山脈,另一個則位于吳興、廣德、宣城之線以西策應。”[5]48-49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已經英明地認識到并指出了南京近郊溧水等茅山地區的重要戰略位置和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建立中心根據地的有利條件,為新四軍指明了今后的行動方向。

1938年4月24日,毛澤東致電項英,指示新四軍“主力開涇縣、南陵一帶,先派支隊去溧水一帶偵察甚妥,唯須派電臺及一有軍事知識之人隨去”[5]65。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再次指出了在溧水地區建立根據地、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的重要性與緊迫性。

新四軍軍部根據毛澤東的電示,從在皖南集中的第一、二、三3個支隊中,各抽調一個連的偵察人員,共計400余人,組成新四軍先遣支隊,以第二支隊副司令員粟裕為先遣支隊司令員兼政委,鐘期光為政治部主任,先往蘇南敵后,實施戰略偵察,為主力部隊開赴蘇南敵后抗日做準備。1938年4月28日,粟裕率新四軍先遣支隊,從皖南巖寺出發,越過宣城蕪湖公路封鎖線,向蘇南敵后挺進,進行戰略偵察,于5月間,進入南京近郊高淳、溧水、溧陽、句容、江寧橫山、當涂間的廣大農村地區。

1937年11月12日日軍攻占上海后,迅速兵分三路,向南京包抄、進攻。南京國民政府一方面調動軍隊,準備南京保衛戰;一方面宣布遷都重慶,部署各機關與工廠、學校內遷。中共與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代表葉劍英、秦邦憲、李克農與辦事處人員,在11月22日至23日,撤離南京,乘汽車,經蕪湖前往武漢,開始新的戰斗。

參考文獻:

[1]范碩,等.葉劍英傳[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251-252.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傳(一)[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452.

[3]胡石言,等.陳毅傳[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181-182.

[4]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新四軍·文獻(一)[Z].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江蘇省新四軍研究會理事,南京大屠殺與國際和平研究院(江蘇省委智庫)研究員〕

責任編輯:彭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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