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教育如何打破壁壘

2021-10-12 12:14林培源
福建文學 2021年10期
關鍵詞:文學批評學術文學

林培源

2021年2月7日,享譽東西方學界的文學評論家J.希利斯·米勒逝世,享年92歲。作為解構主義耶魯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米勒曾在2000年到訪過中國。在那次名為“文學理論的未來:中國與世界”的國際學術會上,他發表的“文學終結論”引發熱議。嗣后,米勒所著的《論文學》一書被譯介過來,換了個“文學死了嗎”這樣聳人聽聞的書名,再度掀起風波(參考《文學死了嗎》,秦立彥譯)。霎時間,“文學已死”的論調甚囂塵上。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文學已死”如同一盆冷水澆到了我們頭上。

當我們討論文學教育時,也離不開“文學終結論”這一始終徘徊不去的幽靈。為什么這么說呢?米勒所謂的“文學終結論”自有其衡量標尺。這一標尺和“文學”為何物有關。實際上,遲至晚近的17、18世紀,才有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它是伴隨著西方現代印刷媒體、大學教育體制、現代民族國家、個人主義的興起(“自我”的發明)等而產生的。此時的文學背負著“知識”和“教育”的雙重責任——某種意義上說,清末梁啟超等人倡導的“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是“文學”作為舶來品進入“老大帝國”所助推的。既然“文學”是人造物,那么,唯有打破舊的文學體制,小說與群治的關系才能得以重構,小說作為救亡圖存的工具,才能發揮作用。

米勒在千禧年的一番“危言”,正是以現代文學的起源為背書。在那次研討會上,米勒有言:“在特定的電信技術王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影響倒在其次),整個的所謂文學的時代(即使不是全部)將不復存在。哲學、精神分析學都在劫難逃,甚至連情書也不能幸免。”米勒的判斷,蓋出自對廣播、電視、網絡等媒介對文學、文學研究的“祛魅”之擔憂。其潛臺詞是,當支撐文學和文學研究的基石與規范瀕臨瓦解后,文學將何去何從?

在“文學”的“瀕死期”,我們的文學教育亦困難重重:一方面是文學創作的蓬勃發展——譬如我們的長篇小說以每年近萬部的體量在“生產”,各種基金、項目資助下的官方制造橫空出世——造就了“文學大國”的繁榮景象;另一方面,又是文學研究、文學教育受制于學術生產、學術評審、項目、課題和學術期刊等組成的龐大而等級森嚴的學術體制,逐漸淪為象牙塔內的“內循環”;文學期刊所刊發的作品,除了資深的文學愛好者和研究者外,也隨著大眾閱讀環境的改變(如電子閱讀的流行、報刊亭的消亡等),離普通大眾越來越遠。20世紀90年代商業化浪潮席卷而來、“人文精神”的衰落,使得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

這讓我想起趙樹理在七十年前講過的話:“新文學其實應叫作‘文壇文學或者‘交換文學”,“我不想上文壇,不想做文壇文學家。我只想上‘文攤,寫些小本子夾在賣小唱本的壇子里去趕廟會,三兩個銅板可以買一本,這樣一步一步去奪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陣地。做這樣一個文攤文學家,就是我的志愿”。

——今天讀來,趙樹理誓當“文攤文學家”的“志愿”依舊振聾發聵。當然,趙樹理的話矛頭指向的是新文學的“自產自銷”和它背后的精英主義。這樣的文學形態與民眾幾乎隔絕,這也是新文學之所以打不進農村的“文攤”的原因所在。將趙樹理的觀察,用在新世紀以降的文學現狀,也是合適的。畢竟在一個信息碎片化、新媒體當道的時代,粗制濫造的網文、公眾號“爽文”占據大眾的視野,褫奪了原本就已經貧瘠的公共閱讀空間和流量,“讀書”無疑成了精神奢侈品。在這樣的背景下,專業的文學閱讀、研究和普通大眾的日常生活、閱讀經驗之間,就形成了一道高墻。打破高墻、沖破壁壘,早已迫在眉睫。

要打破“專業主義”。以我本人為例。我在高中階段開始寫小說,對文學的熱忱促使我在本科時選了漢語言文學專業;碩士階段,出于對外國文學的喜好,又以“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為專業;博士階段,雖在“比較文學”專業,但治學興趣已轉移至中國現代文學,并兼及當代文學的批評。我的文學教育用時下的話來說,可謂“科班出身”。何為“科班”?這就涉及一整套由文學教育所建構的方法、知識和話語體系,文學史、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大致是這一套“科班”文學教育的必備武器,只因專業不同,有所側重。而這一切的原點,其實都是“閱讀”——以閱讀為跳板,踏上各自不同的治學之路。我喜歡讀小說、寫小說,上大學后讀了不少作家談論小說的書,如昆德拉《被背叛的遺囑》《小說的藝術》《帷幕》、亨利·詹姆斯《小說的藝術》、帕慕克《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等。作家談創作,比理論家講文學更親切。因了這些,我又研讀敘事學著作,后來讀研、讀博,除了對文學的熱愛,背后有某種“知識”焦慮在作祟。這反過來也說明,我們的文學教育更多的是“知識”的傳授,因此會形成某種知識話語的“內循環”——曾有網友在社交媒體對人文社科的“黑話”做了一番嘲諷,言下之意是,只要掌握了這一套文科“黑話”,那么,任何文章都可以寫出學術味。此現象透露出的是“專業主義”的弊端。

徐賁先生說:“許多專業‘文學研究者,不過是有專業無智慧、有知識無見解的庸人。”(徐賁:《告別文學研究的“室內游戲”》)他將此類文學研究稱作“室內游戲”。“室內游戲”這個說法來自美國學者馬克·里拉的《知識分子遇到政治》這本書。進一步延伸,這種“室內游戲”就是“專業主義”造成的。什么是“專業主義”?它指向一套嚴格的、專門化的研究領域和專業界限,所沿用的語匯、方法、文獻、權威、規范等,是文學知識的自我規訓與自我生產。所以,徐賁警示我們,專業一旦異化了,就要告別它。

問題是,如何告別?我從學生生涯到走上工作崗位,感觸頗深。工作之后,我教的第一門課叫“影視文學改編”(專業選修課)。在這門課上我選取的都是經典小說改編的電影(譬如《羅生門》《活著》《燃燒》《鳥人》等)。出于教學目的,我必須去重讀文本,梳理小說敘事與電影語言的關系。至于如何把自己掌握來的知識“授人以漁”,還是頗有挑戰。一些我們熟悉的文學“常識”,對學生而言卻很陌生,這時就得去做解釋、舉例,化繁就簡。因此,從小說寫作到學術研究再到“文學教育”,首先要解決的便是輸入與輸出的難題。

學術體制、科研自有其標準,作為從事文學教育的學者,我們在專業的學術期刊上發表研究文章,必須遵照既定的寫作方式和學術規則,一篇文章,從積累材料,到下筆寫出初稿,再到修改,要經過不少磨難。學術研究之余,我還寫了不少文學批評和隨筆。相比“硬邦邦的”學術文章,批評、隨筆可用相對靈動的風格寫就,而這些是最能體現一個人的文學趣味和鑒賞水平的。美國文學評論家詹姆斯·伍德受人喜愛的原因就在于,他的印象主義文學批評是駁雜的、充滿了文學趣味的,而非傳統的形式主義批評,或如學術考據文章那樣機械死板。這種批評方式和書寫風格,用伍德的話來說是“以批評家之眼觀創作之事”。與學生交流時,我也反復強調,讀小說文本,寫文學批評,某種程度是掙脫學術體制桎梏的方式,借此也可以和非專業讀者進行對話。打個比方,如果說文學批評的“短平快”有點類似戰地記者上前線做報道,那么學術研究則更像是躲在閣樓里,對著天文望遠鏡觀察星空。

以上事關“文學教育”,所談范疇,依舊局限在學校體制內。那么,出了學校怎么辦?

我從事小說寫作多年,除開寫作,也參與一些小說的宣傳活動。在這些經歷中,我所關切的,是“小說教育”的問題。面對公眾、非專業讀者開講座、做報告,來的人形形色色,各種知識背景的都有。這時,我們不可能再操持專業術語訴諸空頭理論了,而應該深入淺出,以“講故事”的方式達成與大眾的交流。這種方式,便接近我理想中的“小說教育”了,當然,這樣的交流過程,也難免有“知識”普及的意味。更進一步說,還有其他渠道可供選擇。去年到今年,我與一家寫作平臺和書店各合辦了一期短篇小說寫作坊,還有創意寫作的教學。我所接觸的學員非科班出身,他們從事文學以外的行業,對寫作有熱愛,但未系統接受過文學(小說)教育,對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小說理論等知識的了解相當有限,個人的讀書經驗所憑借的是隨心所欲的“興趣”。

如何給這類文學愛好者講好小說課?這是個頗費思量的問題。我的做法是,在這兩期工作坊上,每周末授一次課,從小說理論講起,中間是小說敘事技巧的講解,最后一節課是與學員一起做文本細讀,擇取一則經典短篇小說,從頭到尾講解,這樣便于將先前的理論和小說技巧的知識落歸實處。而在課程進行期間,我承擔的大部分任務是幫學員修改習作,給出反饋和點評。于我看來,這才是小說課或者說小說寫作教育的核心部分。畢竟大多寫作者除了一腔熱忱,很難尋到專業讀者給他們提出修改意見。每次課上,我也會對小組學員的習作做集中點評,并現場討論。這是一個往復循環的過程,理論知識的講解,是為了幫助學員清掃認知盲區,矯正一些偏見,但最終能否有效,還要視作品的成稿而定。這樣一來,和初習寫作的人之間的交流和探討,不僅讓我從源頭上思考“小說何為,何為小說”的議題,也在某種程度上,讓我得以跳出學術體制,打破小說理論和寫作實踐之間的壁壘。

不過話說回來,文學教育并無標準答案。我的“建言獻策”,也不過是出自個人有限的經驗。這套方法能否行之有效,有待日后觀察。但不管是專業的文學研究,還是面向媒體、大眾的文學批評、文學普及,其背后都有最大的公約數。這個公約數就是小說文本。我們所接受的教育和知識背景不同,人生經驗也迥異,但我們面對的是同一個文本。不同的看法碰撞、擦出火花,便是文學產生交流得以進行的時刻。因此,不論是文學教育還是小說教育,作為從業者,借助文學批評和文學活動、以媒體作為橋梁,是可以打通橫在高校學術體制和普通大眾之間的壁壘的;從業余讀者、大眾的角度來看,可以找準個人的興趣點,通過讀書拓展知識脈絡,形成自身的文學體系,最終以“曲線救國”的方式,完成自我的文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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