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外貿易體制百年變遷與前景展望

2021-10-11 05:52桑百川李玉梅田豐
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 2021年5期

桑百川 李玉梅 田豐

桑百川,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李玉梅,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田豐,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通信作者及地址:桑百川,北京市朝陽區惠新東街10號科研樓1102;郵編:100029;E-mail:sangbaichuan@126.com.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一帶一路倡議與全球經濟治理研究”(17AZD010)的階段性成果。感謝匿名評審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

摘 要 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不僅終結了舊中國對外貿易管轄權旁落的慘痛歷史,而且新中國對外貿易體制幾經變革,從國家統制貿易體制到高度集權的貿易體制,再通過漸進式的對外貿易體制改革,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對外貿易體制。外貿體制改革為推動外貿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本文總結出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外貿體制的特點和缺陷,分析了外貿體制改革演進的歷史邏輯,促進外貿發展的生產力標準成為中國外貿體制漸進式改革的基本遵循。進入新時代,中國面臨世界經濟大變局和對外貿易發展新階段,本文探討了如何按照生產力標準繼續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構建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關鍵詞 對外貿易體制 國際經貿規則 高水平開放

一百年來,中國外貿管理體制經歷了滄桑巨變,對外貿易從互通有無、調劑余缺逐步轉向參與國際分工、國際競爭,全面參加經濟全球化,在全球市場配置資源,從貿易小國成長為全球首屈一指的貿易大國,對外貿易成為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國對外貿易功能變遷、國際地位提升與外貿體制改革密不可分。未來在推動更高水平對外開放、謀求從貿易大國轉向貿易強國過程中,同樣離不開外貿體制改革與制度創新。

一、改革開放前的外貿體制演變

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正值舊中國積貧積弱之際,國家主權部分淪喪,外貿管理權控制在帝國列強、官僚買辦手中。新中國成立后,國家掌握了外貿管轄權。

(一)新中國對外貿易體制的建立

舊中國時期,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開設租借地,劃分勢力范圍,強迫中國開放通商口岸,設立外貿公司,控制中國的海關和對外貿易。官僚、買辦充當帝國主義的走狗,與外國設立的外貿公司一起控制對外貿易,操縱進出口商品價格,抬高進口價格,壓低出口采購價格,賺取高額的壟斷收益,瘋狂掠奪中國財富,民族資本在夾縫中參與外貿經營活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國民政府雖然逐步收回租借地,但并沒有根本改變外貿控制權旁落的局面。舊中國的對外貿易作為西方帝國資本和官僚資本特權操縱的貿易,既不是發揮中國的比較優勢參加國際分工的結果,也不能有效促進社會生產力的進步。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浴血奮戰,結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時代,取得了民族獨立。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前夕,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召開,確立了實行“對外統制貿易”的政策。隨著全國解放,人民政府逐步收回了海關管轄權,建立新海關,接管對外貿易管理機構,沒收官僚資本外貿企業,建立國營外貿公司,實行對外貿易統制,掌握了海關和外貿主權。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設立了中央貿易部,中央貿易部下設國外貿易司,統一領導管理全國的對內對外貿易;設立了海關總署,負責監管對外貿易活動,征繳關稅。1952年9月,在整合中央貿易部國外貿易司的基礎上,設立了中央對外貿易部,成為對外貿易的主管部門。1953年1月,為了適應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大規模經濟建設和加強對外貿的統一集中監督,海關總署并入對外貿易部,成立了對外貿易部海關總署。此后,“條塊結合、條條為主”的集中統一的外貿行政管理體系逐步在全國建立。

按照統制外貿的政策,對外貿易采取了進出口商品分類管理辦法,建立起對外貿易活動國家集中統一管理制度,對外貿易經營權逐步集中到國營外貿公司。1950年,在沒收官僚資本外貿企業并改造為國營外貿公司的基礎上,按照外貿對象國和外貿產品種類,分別組建了一批隸屬中央貿易部國外貿易司的國營專業外貿公司。此后,又經過多次整合,建立起國營專業外貿公司地方分支機構,形成中央對地方外貿垂直領導、統一經營的格局。

1950年,美國為了扼殺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實行凍結中國在美國公私財產的法令和政策,中國政府被迫作出對等回應,對美國在華的一切財產實行管制,在華美國外貿公司全部停業。1951年,美國聯合西方國家對華實行全面經濟封鎖,停止對中國的貿易,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中國的外貿企業基本陷入癱瘓。到1955年年底,中國境內外商企業僅剩28家,其經營的進出口額占我國外貿的比重微乎其微。

1950年全國有4600多家私營外貿企業,私營進出口額占全國對外貿易總額約1/3,占出口總額的半數左右。在實行統制外貿政策的過程中,逐步對私營進出口企業進行改造,到1955年年底,私營進出口企業已經減少到1000家左右,在全國對外貿易總額中所占比重不足1%。

總之,到1955年年底,新中國已經基本建立起統一集中管理、統一經營的外貿體制,主要開展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對外貿易。對外統制外貿制度是在中國民族獨立,而美國等西方國家企圖扼殺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背景下建立的,具有深刻的歷史邏輯和時代背景,統制外貿對于維護國家整體經濟利益和貿易利益功不可沒。在統制外貿體制下,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較低,主要進口一些國家亟需的物資,出口則是為了獲得進口所需的外匯。

(二)計劃經濟下高度集權的外貿體制

1956年,全國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此后,進入計劃經濟時代。與之相適應,對外貿易領域也建立起由中央政府部門即對外貿易部集中統一管理、各專業外貿公司統一經營、實行指令性計劃、政府統負盈虧的高度集權的對外貿易體制。

在1958年“大躍進”中,各地方爭相要求獲得外貿管理權,但很快形成“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局面。加之1960年后中蘇交惡,中國的對外貿易日益萎縮。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對外貿易幾乎停頓。1974年,為了改變“文化大革命”沖擊下對外貿易的停滯局面,中央對外貿體制進行了一些局部調整,以恢復并適當發展對外貿易,但并未根本改變高度集權的外貿體制。

高度集權的外貿體制體現在外貿計劃、財務、經營、價格、外匯管理等各個方面。全國實行統一的外貿指令性計劃管理,國家計委和對外貿易部統一編制外貿產品的收購、調撥、出口、進口、外匯收支等計劃,并對國營外貿企業下達進出口指令性計劃,監督計劃執行;外貿財務上實行統收統支,外貿公司、出口產品生產供貨單位、使用進口物資的單位既不支配盈利,也不負擔虧損責任,統一吃財政的“大鍋飯”;外貿公司實行國家統一經營,只有外貿主管部門批準設立的外貿公司才能經營進出口業務;進出口商品實行國家集中統一定價,國際市場價格與國內價格割裂,國際市場價格變動不會反饋到國內,而且國際市場價格變動對國內的供求關系也不產生調節作用;國家對外匯實行集中統一管理,匯率則由國家官方規定,與外匯的供求狀況沒有直接關聯,匯率對進出口活動也不存在關聯。

(三)高度集權的外貿體制弊端

對照生產力標準,高度集權的外貿體制排斥市場機制的作用,不利于調動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積極性,對外貿易效率偏低,無法發揮拉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功能。

1.外貿公司成為行政機構的附屬物

外貿公司完全隸屬行政主管部門外貿部,所經營的進出口商品種類、數量、價格等均列入計劃,外貿公司只能接受計劃指令,沒有經營自主權,自然也沒有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開拓國際市場的能力和條件;外貿公司實行統收統支,缺乏分配的自主權,沒有獨立的經濟利益,因此也缺乏追求經濟效益的積極性,不承擔虧損風險,也沒有生存壓力。

2.條塊分割壟斷經營

外貿經營權由國家行政部門掌控,企業無法自由進入外貿領域開展進出口經營活動,既限制了競爭者進入,無法形成外貿競爭性市場結構,也造成行政管制下壟斷經營的低效率。外貿公司按照行業劃分經營范圍,按照地區設定經營區域,造成條塊分割下的業務壟斷,已經進入外貿領域的公司之間沒有競爭,效率低下。對外貿易在條塊分割壟斷經營的體制下,無法起到拉動社會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作用。

3.供給和需求的市場聯系割裂

首先,缺乏價格機制。出口產品生產單位不能直接面向國際市場,國際市場價格變動對生產不起調節作用;需求方不能直接進口所需商品,進口價格對需求不起調節作用。進出口規模不受國際市場價格影響。其次,缺乏供求機制。出口產品數量由指令性計劃確定,出口價格實行指令性價格,產品供給規模與出口需求關系不大,供過于求價格不會上漲,供不應求價格也不會下跌。進口產品種類、規模也由行政部門確定,按調撥價格撥付用戶使用,進口價格不受用戶需求影響,價格高低也不影響需求量。再次,缺乏競爭機制。出口產品統一采購,無論出口公司之間,還是出口產品生產者之間,或者外貿公司與生產企業之間,都不存在競爭。進口產品統一調撥,進口企業之間、進口企業與用戶之間,以及各最終需求者即用戶之間,同樣不存在市場競爭。

總之,計劃經濟下高度集權的外貿體制,割裂了國內與國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市場聯系,不存在市場機制,更談不上發揮市場機制功能,對外貿易的功能主要局限在“調劑余缺”,無法真正起到拉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作用。

二、外貿體制改革的進程與評價

1978年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對外貿易的定位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調劑余缺”轉向全面參加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國際分工是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的產物,也是國際貿易產生和發展的基礎。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參加國際分工和國際競爭,參與經濟全球化,發展國際貿易,也會促進國家社會生產力的進步。

與整體的改革開放進程一致,中國外貿體制改革采取了漸進式改革方式,先后經歷了放權讓利、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的改革探索階段,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構建外貿市場競爭主體階段,履行入世承諾、對接多邊貿易體制階段。漸進式改革既考慮到了社會承受能力,避免了激進變革可能導致的劇烈震蕩,也通過持續的外貿體制優化變遷,促進了對外貿易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除國家總體的外貿體制改革安排外,我國還在對外開放中設立了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旅游度假區、出口加工區、保稅區、保稅港區、保稅物流園區、綜合保稅區、邊境經濟合作區、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等多種形式的特殊經濟區,實行特殊的對外經濟貿易政策,大膽探索對外貿易體制改革,推進貿易自由化、便利化。。

(一)放權讓利改革的成效與不足

1978—1987年,針對外貿體制弊端,與全國總體的經濟體制改革相契合,中國對外貿體制改革進行了初步探索,主要采取了一系列放外讓利的改革舉措,這一階段又稱為放權讓利階段。

按照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首先,1979年初中央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靈活、特殊的對外經濟貿易政策,率先進行對外貿易管理體制改革探索,并由此拉開了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大幕;其次,調整改革外貿行政管理機構,形成了中央與省市自治區兩級管理體制,相應擴大了地方的外貿管理權;再次,下放外貿經營權,改革外貿計劃管理方式,減少進出口商品指令性計劃,賦予外貿企業更多的進出口經營自主權;此外,改革外貿企業吃財政“大鍋飯”的分配制度,承認每個企業自身具有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向外貿企業讓利。

總體來看,放權讓利的外貿體制改革,打破了高度集權的外貿管理體制,減少了行政部門對外貿企業經營活動的干預,有利于調動地方、外貿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促進外貿發展。但是,這些改革探索也存在局限性,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行政主導型的外貿體制。一是企業能否獲得進出口經營權仍然由政府部門審批,既無法徹底改變外貿經營權行政性壟斷的局面,難以建立起競爭性外貿市場,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外貿經營權發放中的行賄受賄、權力尋租和腐敗現象。二是放權讓利的主體是政府,政府部門擔心在放權讓利中的外貿企業真正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后將不再聽命于政府,難以保障外貿計劃落實,在不根本改變計劃經濟體制的前提下,政府部門便層層截留本該屬于外貿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和經濟利益,外貿企業的經營活動仍然廣受行政干預。三是在放權讓利中沒有解決外貿條塊分割的局面,存在不同類型外貿企業與政府部門的遠近親疏之分,對外經濟貿易部直屬的國有專業外貿公司、行業部門主管的工貿公司、地方外貿公司、自營進出口的公司、臺港澳地區投資企業和外資企業,所受政策待遇不盡相同,外貿企業之間無法做到平等競爭,也無法成為真正平等競爭的市場主體。

(二)外貿承包經營責任制的作用與缺陷

為了使外貿企業成為真正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進一步減少行政部門對企業外貿活動的不必要干預,充分調動外貿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1988—1993年,實行了兩輪以承包經營責任制為核心的外貿體制改革。

實行外貿承包經營責任制,對于減少行政部門干預外貿企業經營活動,促進外貿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調動地方、外貿企業和員工的積極性,促進對外貿易發展等,發揮了明顯作用,但是,外貿承包制的缺陷也不容忽視。

首先,難以合理界定承包基數。外貿主管部門作為發包方,屬于企業外部人,而地方和外貿企業作為承包方,屬于內部人,雙方信息不對稱,在討價還價確定承包基數的過程中,發包方往往被說服遷就地方和企業,降低承包基數。

其次,沒有形成公平競爭格局。一方面,作為承包方的各地方和企業討價還價的能力不同,討價還價能力強的會獲得較低的承包基數,而討價還價能力弱的則要承擔更高的承包責任。另一方面,在外貿經營權由政府審批發放、企業出口經營范圍由政府部門確定的前提下,企業出口商品種類不同,出口規模和創匯數量也不同,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外貿發展基礎和能力也不同,無論按照地區還是按照出口商品種類確定不同的外匯留成比例,均會造成地區之間、企業之間的不均。

再次,加劇惡性競爭和地區分割。外貿企業為了超額完成承包任務,爭搶貨源,抬價收購,在國際市場降價銷售,自相殘殺,搶奪國際市場份額。地方政府為了實現自身利益,獲得更多自己支配使用的外匯,畫地為牢,實行地區封鎖,人為“肢解”全國統一市場,禁止外地外貿企業進入本地購買貨源,限制本地原材料銷往國內其他地區,保障本地企業生產出口。

最后,無法解決外貿企業的深層矛盾。外貿承包制充其量能夠解決的是外貿行政主管部門與外貿企業之間的權力、利益和經濟責任的劃分問題,而國有外貿企業的深層矛盾在于政府作為企業所有者與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政企不分、政資合一,外貿承包制不具有解決這一問題的功能。

(三)構建外貿市場競爭主體的成效與不足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后,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了全新的發展階段,市場取向的改革步入快車道。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把黨的十四大確定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基本原則加以系統化、具體化,明確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若干配套改革舉措,包括加快國有企業、財稅、金融、計劃、投資、外匯、對外經貿、分配和社會保障、行政管理等領域的改革。與此同時,中國“復關”“入世”談判艱難進行,倒逼中國加快市場取向的改革,擴大對外開放。

為整體協調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適應“復關”“入世”要求,我國外貿體制改革進入了新的階段。1994年1月11日,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深化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目標是統一政策、開放經營、平等競爭、自負盈虧、工貿結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適應國際經濟通行規則的運行機制。此后,我國圍繞構建外貿市場競爭主體,為企業從事進出口經營創造更好的制度環境,在微觀、宏觀層面推出一系列改革舉措,主要包括:建立現代外貿企業制度,通過公司化改革,把國有外貿企業改造成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放寬外貿經營權限制,改變外貿經營權的行政審批制度;組建大型國有外經貿集團,探索貿工農一體化之路;實行人民幣匯率并軌,取消外匯留成制度;改進外貿宏觀管理,取消進出口指令性計劃,降低關稅總水平,提高外貿政策的透明度和在全國的統一性。

外貿企業公司化改革,意味著外貿承包經營責任制的終結。完成公司化改革的外貿企業轉化為市場競爭主體,開始真正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放寬外貿經營權限制使更多有條件的企業能夠開展進出口業務,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高速增長。一批大型外經貿企業集團建立,成為開拓國際市場的重要力量,外貿企業規模過小、過散的局面有所改觀,避免了分散的“小舢板”與“航空母艦”(國外大型跨國公司)在國際市場交鋒中的不利局勢。匯率并軌消除了人民幣高估現象,為我國擴大出口貿易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外貿企業公司化改革后主要運用經濟手段調控進出口活動,契合市場經濟的要求,使企業獲得了自我發展。

當然,國有外貿公司成為市場競爭主體,并不意味著真正實現了外貿領域的平等競爭。要成為平等競爭的市場主體,一方面,還必須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離,完善國有資本管理體制;另一方面,必須徹底改變外貿經營權的行政審批制度,保障各類經濟主體自由、平等地參與外貿經營和競爭。同時,企業在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過程中,需要遵守國際經貿規則,而我國在完善外貿宏觀管理體制的過程中,尚未建立起與國際經貿規則對接的法制化、市場化制度體系。

(四)對接多邊貿易體制的成效與挑戰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入世后,中國認真履行承諾和WTO成員義務,不斷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推進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加強同WTO多邊體制對接,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持續推進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維護WTO的基本原則和宗旨,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降低關稅水平,削減非關稅壁壘,放開外貿經營權,將外貿經營權審批制改為備案登記制,擴大開放服務市場,改進知識產權保護承諾。歷次WTO貿易政策審議都對中國履行入世承諾、遵守WTO規則給予了高度評價:中國是WTO成員的“模范生”。

總體來看,入世倒逼國內改革,開啟了中國新的紀元,中國對外貿易得到了飛速發展。這與中國在入世后抓住機遇、努力推進體制改革密不可分。

WTO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多邊經濟體系,入世談判與入世后履約的過程,也是按照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體制建立與完善過程。入世有效發揮了倒逼國內行政、外貿體制及其他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功能,這種經濟制度變遷成為中國外貿和經濟快速增長的動力。

在全面履行入世承諾的過程中,經濟自由度和貿易、投資自由化程度大大提高,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獲得全面的外貿經營權,這些非公經濟發揮靈活經營的優勢,迅速把經營范圍拓展到世界各個角落,擴大資源配置空間,帶動國內產能擴張和經濟貿易成長。

入世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得以釋放,國有企業在更加開放的競爭環境下加快改革步伐,在競爭中發展壯大,不僅可以發揮彌補市場缺陷的功能,還對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主導作用。

入世還使中國企業主動學習國外企業先進的管理經驗,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改善內部管理,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主動融入全球價值鏈和供應鏈,加入全球服務體系,國際競爭力得到明顯提升。

當然,隨著貿易、投資自由化程度加大,經濟自由度提升,外部經濟環境變化也會傳導到國內,國際經濟和國際市場的波動不可避免地對國民經濟運行產生沖擊;入世時中國沒有取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一些WTO成員濫用貿易救濟措施,以“替代方價格”衡量中國出口產品“正常價值”的標準,致使中國受到更多傾銷指控和制裁,招致更多貿易利益損失;中國對外貿易的快速增長,也伴隨著貿易不平衡狀況加劇,貿易摩擦上升。為了實現開放環境下的國民經濟穩定發展,必須尋求新的出口競爭優勢,而非主要依賴傳統的成本和價格優勢;必須尋求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構建高水平開放型的經濟制度體系。

WTO多邊經貿規則并非一成不變。隨著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經濟全球化面臨新的變局,美國等發達國家謀求變革國際經貿規則、改革WTO的呼聲日益強烈,新的議題、高標準的經貿規則都將成為WTO改革關注的內容。即便在WTO多邊體系下短期內也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區域主義的興起也意味著在區域性自由貿易協定中率先使用更高標準的經貿規則。這些同樣要求中國主動構建高標準開放型的經濟體制。

三、更高水平開放下的外貿體制變遷方向

進入新時代,中國經濟步入謀求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對外貿易也從數量擴張性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與此相對應,中國要主動謀求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構建更高水平的對外貿易制度,包括實體經濟和經濟制度兩個層面。目前,在實體經濟層面,中國外貿大國地位已經確立,但相對國民經濟體量而言規模仍然不足,推動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建設外貿強國任重而道遠。在經濟制度層面,其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仍有差距。高標準經貿規則不僅涉及關稅、貿易便利化、市場準入等邊境規則,而且涉及透明度、數字貿易、競爭中立、政府采購、知識產權、環境和勞工、投資便利化等邊境后規則。因此,既要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的改革,又要主動對標通行的高標準經貿規則,深化外貿體制改革。

(一)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

制度質量是對外貿易優勢的重要來源(Nunn,2007)。應推動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比較優勢”由傳統的資源稟賦和要素成本優勢向國家制度質量優勢轉變,打造新時代的新制度紅利,著力培育外貿“三新”,提升“兩大競爭力”

“三新”即競爭新優勢、新貿易業態、新出口產品;“兩大競爭力”即外貿企業競爭力和服務貿易競爭力。。

1.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

由于我國要素成本全面高企,傳統的成本優勢趨于弱化,無法繼續依賴成本和價格優勢贏得國際市場競爭,故必須培育新的外貿競爭優勢,以高質量市場制度建設為突破口,提高對外貿易制度效率,以制度優勢替代成本優勢,釋放制度活力,以科技、制度、模式和業態創新為內在動力,以創新驅動貿易高質量發展。

貿易便利化已經成為各國提升貿易競爭優勢的制度安排。從我國對外貿易實踐來看,貿易管理制度、關稅征繳制度、外匯管理制度構成了影響貿易便利化的三大因素。為了進一步促進我國貿易便利化,借鑒國際上貿易便利化的先進做法,未來應著力推進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建設和相關配套制度改革,充分發揮國際貿易單一窗口便利化優勢,運用電子技術手段提升通關效率,大力推進AEO(經認證的經營者)互認和國內推廣工作,減少和消除加工貿易內銷的制度或程序性障礙;推進關稅征繳制度改革,依托海關特殊監管區進一步完善保稅倉儲、保稅展示監管模式,在進口關稅保證保險試點的基礎上對信譽好的外貿企業探索實施適用于“保稅倉儲+內銷”的進口關稅緩征制度;推動外匯管理制度改革,簡化外貿企業的外匯管理程序,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將“FT賬戶”

FT賬戶是指銀行等金融機構為客戶在自貿區分賬核算單元開立的規則統一的本外幣賬戶,該賬戶體系打通了自貿試驗區與離岸市場之間的通道,為區內企業涉足海外市場、滿足實體經濟所需的貿易結算和跨境投融資匯兌便利提供了更有效的方式。推廣至海關高級認證企業。

2.發展外貿新型業態

外貿業態屬于進出口營銷方式的范疇,新型外貿業態的發展有助于提升外貿效率,外貿高質量發展離不開外貿業態的創新。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發展為跨境電商、數字貿易、離岸貿易、保稅貿易等外貿業態創新和監管制度變革打開了空間。我國應抓住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契機,塑造鼓勵外貿業態創新的制度環境,推動外貿新業態發展;支持探索基于跨境電子商務的全球市場開拓和運營新模式,打造“中國企業主導、當地企業積極參與”的適度競爭的境外電子商務市場,鼓勵國內企業使用跨境電子商務方式開拓國際市場,提升國內企業對價值鏈的影響力和響應速度;營造優良的數字貿易發展制度環境,降低數字產業市場準入水平,對接國際互聯網,實現域內互聯網、物聯網等無障礙全球互聯互通,在WTO《關于電子商務的聯合聲明》的基礎上,積極在規則制定及規則實施領域進行研究探索;積極摸索構建和完善離岸金融制度,為離岸貿易發展提供金融制度保障,探索試點離岸稅制,增強離岸貿易商的國際競爭力;依托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和跨境電子商務模式,推動保稅貿易新業態快速發展;制定外貿新業態認定辦法和新業態全流程優惠政策,探索建立新業態的新型監管治理體系,實施符合新業態發展的統計制度。

3.打造“新一代”出口產品

實現外貿高質量發展,就要升級出口結構,改變以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的狀況。這離不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升級,離不開財稅制度、金融制度和外貿制度的配合。通過傾斜性財稅金融制度,一方面,應支持高附加值的中間產品和高端零部件出口,順應國內區域價值鏈調整尤其是組裝環節的逐漸向外轉移的趨勢,推動出口產品由原來的組裝產品為主逐漸過渡到以高附加值的中間產品和高端零部件出口為主,從世界加工工廠向世界中間產品提供商轉變,推動中國主導的區域價值鏈的構建與發展;另一方面,要促進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鼓勵技術—創意型高附加值產品出口,鼓勵柔性小規模定制產品出口,打造工業集成代表產品出口。通過外貿管理制度改革,改變以出口規模衡量外貿業績的評價標準,建立以出口產品附加值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比重為主的出口業績評價體系,推動外貿高質量發展。

4.提升外貿企業競爭力

外貿競爭力的微觀基礎在于企業。為了提升外貿企業競爭力,既要通過推進行業龍頭企業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企業治理結構,在全球構建生產和營銷網絡,形成一批能夠整合全球資源、占據全球或區域價值鏈高端的全球公司,又要根據外貿企業實際需求,從金融支持、產業政策、財稅優惠、貿易促進等方面入手,綜合協調政府部門、行業協會、第三方服務提供者為外貿企業技術創新發展、質量提升、品牌打造以及相關服務提供政策支持和公共服務,構建外貿企業技術、質量、品牌、服務培育體系,還要增強中小外貿企業活力,借鑒中小企業政策扶持的國際慣例,構建和完善自己的中小企業政策和服務體系,降低中小企業“走出去”風險,發揮中小外貿企業靈活度高、市場應變能力強的優勢,提升中小外貿企業競爭力。

5.提升服務貿易競爭力

隨著經濟結構變遷,服務貿易將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增長點。在服務貿易發展中,重心在于提升其國際競爭力。在開放競爭中,發展是提升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根本途徑。為此,首先要實質性地推進服務貿易市場準入,在準入前負面清單之外,列出與市場準入直接相關的準入后管理措施負面清單,解決“準入不準營”的實質性市場準入問題。其次要加快金融業開放步伐和試點工作,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加快金融業開放步伐,以競爭推動金融行業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再次是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推動交通運輸、現代物流、專業服務、研發和技術服務、信息服務、金融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開放發展。

(二)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

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是以貨物、服務、生產要素跨境流動更加自由便利,市場競爭更加公平,法律保障更加健全高效為導向的制度體系。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并非簡單遵從自由化程度最高的標準,而是要結合中國實際條件,檢視高度自由化的高標準經貿規則的多邊適用性,瞄準國際經貿規則變遷的趨勢,以國家利益最大化為標準,主動改革,采用已經或者即將通行的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

1.發揮制度創新試驗優勢,建設高質量自由貿易試驗區

自由貿易試驗區站在開放的最前沿,要在全面對接國際通行的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中大膽開拓創新,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激發市場活力,形成更多制度創新成果,引領全國的改革開放和外貿體制改革。

(1)落實國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的重大戰略部署,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理順地方試驗與部委統籌之間的關系,鼓勵各地主動進行超前的改革開放試驗。明確界定中央各政府部門的權力清單,減少行政審批事項,簡化行政審批手續,充分保障各地在自由貿易試驗區創新試驗中的自主權。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深化開放、創新發展的容錯糾錯機制,形成在改革開放中敢于探索、勇于探索的制度保障體系,塑造干部隊伍敢擔風險、勇擔風險的社會環境,健全改革開放探索中有錯糾正、風險可控的機制。

(2)對標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規則,高質量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以全面對接國際通行的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為目標,在知識產權保護、資本流動、自然人流動、數字貿易等領域開展先行先試點,突出改革創新的系統性、集成性和聯動性,建設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加快形成以公平競爭和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為核心的制度體系,建立以安全可控為核心的風險管理體系,構建具有較高國際競爭力的開放型產業體系。

(3)推動服務國家戰略與地方特色探索相結合,形成有特色、差別化發展的新格局。鼓勵各自貿試驗區結合地方優勢和特色,因地制宜,努力做好具有特色的差別化探索,形成區域開放新平臺,構建各地自貿試驗區建設競爭機制,形成可上可下的動態建設機制。引入第三方評估機制,對各地自貿試驗區建設情況開展定期評估、考核。在不斷總結各自貿試驗區開放經驗和規律的基礎上,提供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逐步在全國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2.形成制度集成創新的優勢,加快自由貿易港建設

借鑒國際高標準自貿港經驗,圍繞重點制度創新完成關鍵性突破,積極推動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探索自由貿易港中國特色的內涵和實現方式,建設海南高水平自由貿易港。

(1)貿易制度創新。在落實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的過程中,核心是制度創新,構建商品、服務和要素自由便捷、安全有序流動的制度體系。一是圍繞零關稅政策開展制度創新,不拘泥于“一負三正”四張清單

“一負三正”四張清單是指在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方案中2025年前實行的企業進口自用的生產設備負面清單、營運用交通工具及游艇正面清單、生產原輔料正面清單、島內居民消費的進境商品(日用消費品)正面清單。,重點是與2025年后全島封關運作、實行零關稅對接,為實現“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區內自由”做好制度準備,研究設計將正面清單改行負面清單,并縮減正面清單的內容,放開免稅購物經營權,免稅消費品覆蓋所有島內居民、游客和暫住者;二是以“零壁壘”為目標,推出并落實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系列舉措,做到“放得開”與“管得好”相結合,安全風險防控與便利化相結合;三是以推動建設服務貿易自由港為主要抓手,制定并簡化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促進服務貿易自由化,消除服務貿易發展的壁壘。

(2)投資制度創新。按照投資高度自由化、便利化的標準,構建自由貿易港的境外投資促進、保護和監管體系,簡化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實行“非禁即入”

除有強制性的標準和法律禁止的以外,外商投資準入的即可投資經營。,無需再獲得政府許可、認證、審批。

(3)打造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新標桿。推動高水平開放的中國特色探索,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新機制;推動高水平開放的最大極限測試,在人員流動、資金流動、敏感行業市場準入等方面加大試驗力度;推動高水平開放的集成創新,從“六個自由便利”

“六個自由便利”即貿易自由便利、投資自由便利、跨境資金流動自由便利、人員進出自由便利、運輸來往自由便利和數據安全有序流動。經貿制度創新到中國特色社會治理創新,實現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相協調。

(4)制定自由貿易港發展的相關法律。在頒布實施海南自由貿易港法的基礎上,制定和形成適合自由貿易港發展要求的配套法律、法規、規章。鼓勵海南利用經濟特區立法權,將改革創新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符合開放發展規律的措施、政策和規章制度加以法制化。鼓勵地方分門別類地研究制定適應自由貿易港的行業管理條例,并做好法律法規的立改廢釋銜接工作。

3.對接通行高標準國際規則,形成一流營商環境優勢

邊境后規則已經成為高標準經貿規則的主體。對外經貿體制改革要以邊境后措施為重點,推動規則等制度型開放,構建“市場準入+公平競爭”開放政策體系。

(1)打造非歧視的規制環境

全面落實外資企業國民待遇。在資源可得性、稅收、補貼、激勵政策、產業政策、上市融資、知識產權保護、政府采購、技術標準與環境勞工標準、標準制定、資質許可、注冊登記、國籍和居民身份、開業條件和開業區域、服務價格等方面,對不同所有制企業給予同等待遇。

(2)塑造透明公開的規制環境

提高政府決策的透明度。在經濟貿易領域的政策措施要及時在固定的網站或官方報刊予以公開,涉及國際事務的政策使用中英兩種語言,同時對政策與法規修改與制定的目的、實質性修改理由以及有些政策條款給予解釋說明。征求公眾意見,預留公眾評議期、實施過渡期,提高政府決策的可預見性。政策實施全程開通問詢答疑通道,適時組織培訓。

完善有關透明度的法律法規。對關于貿易政策以及國際投資透明度的審查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對違法行為做出相應懲罰,切實保障透明度制度的實施;明確規定信息公開的主體、方式、范圍以及內容,加強數據公布的透明度,采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編制的SDDS標準來統計、計算及公開數據;建立高標準透明度審查機制,可以參照歐盟透明度審查,制定符合中國特色的審查機制;加強公眾參與機制建設,在法律法規中納入公眾參與程序,拓寬公眾參與渠道,接受公眾監督。

制定政策合規審查機制,履行向WTO通報義務。政策制定不搞突然襲擊,不得朝令夕改,提高政府決策的可預見性,減少頒布無實質性內容的發展規劃、政策文件,完善落實開放政策的WTO合規審查機制,遵守通報的具體規則,特別是在補貼通報方面,加強部際溝通協作。

(3)構建競爭中性的規制環境

對標競爭中性國際規則,將競爭中性作為未來指導和促進對外經貿工作的重要原則和抓手,推進國有企業分類改革。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在國有企業分類改革中,按照公益性國企、商業性國企重組國有企業,剝離國有企業政策性業務交由公益性國企辦理。公益性國企屬于公共機構,履行政府職能或推進政府政策,不以商業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遵循競爭中立原則,規范政府補貼行為,提高補貼透明度;商業性國企追求商業利益最大化,不得靠政府幫助取得額外的競爭優勢,不得以低于市場價格獲得各種要素資源,平等參與市場競爭。

4.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布局高標準自貿區網絡

(1)加快自由貿易區協議落地實施。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達成,中國在自由貿易區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為了履行協議國義務,分享協議帶來的貿易投資發展機遇,保障RCEP落地實施,需要按照協議規定的時間表,對照協議框架,降低關稅水平,加快國內規則改革,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促進公平競爭,實行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2)建立更高水平、更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推動已簽自貿協定的升級版談判,拓展涵蓋服務貿易、數字貿易、知識產權保護、環境與勞工標準、投資、補貼、競爭政策等更高水平的議題范圍,主動對接自貿協定確定的高標準貿易規則,探討將國有貿易企業、國家援助、政府采購等涉及國內制度改革的議題納入協定談判。

(3)構筑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自貿區網絡。在達成RCEP后,抓住契機,加快改革,全面對接RCEP規則,推進談判簽署中日韓自貿區協定,積極籌劃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談判;在達成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AI)基礎上,推進協定生效落實,并籌劃建立中歐自由貿易區事宜。通過自貿區建設,提高與自由貿易伙伴貿易額占比,推動改革外貿體制,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和質量,形成高水平全方位開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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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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