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外制裁的制造業貿易效應研究

2021-10-11 05:52王霞
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 2021年5期

王霞

摘 要 本文基于2020年7月發布的全球制裁數據庫(GSDB)梳理美國對外制裁的相關事實,并借鑒Felbermayr等(2020a)對全球制裁貿易效應的估計方法,使用結構引力模型在行業技術強度視角下檢驗1996—2016年期間美國各類對外制裁形式的制造業貿易效應。研究發現:(1)美國各類制裁形式中金融制裁具有較強的貿易抑制效力,且集中體現為其對美國高技術制造業貿易的抑制效應;(2)不同時期美國對外制裁的形式和覆蓋范圍有較大的差異,因此不同時期制裁的貿易效應具有顯著的異質性;(3)僅從貿易視角看,美國對華武器制裁的貿易利得明顯小于其貿易損失,美國對華軍事制裁并沒有顯著地阻礙中美雙邊相關制造業貿易的快速增長。當前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為相關研究的繼續深化提供了一個經驗基礎。

關鍵詞 美國對外制裁 金融制裁 行業技術強度 制造業貿易效應

一、引言

“制裁”是制裁方通過部署一系列相關措施“懲罰、威懾和改變”受制裁經濟體的政治行為或外交決策從而和平地實現其對外政策目標的重要手段

(Hufbauer et al., 2007)。“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這樣頻繁地實施制裁”,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是制裁手段的早期推崇者,他在1919年發表言論指出“使用這種經濟的和平的無聲的有效的補救措施,就不需要使用武力了”,此后美國政府開始經常用制裁代替軍事行動以促進其對外政策目標的實現,每當局勢緊張時,制裁就成了美國外交活動的重要補充手段(Hufbauer,1998)。隨著新興國家崛起和世界多極化趨勢加速發展,制裁成了美國捍衛其全球領導地位的主要手段,近年來美國政府越來越依賴制裁來解決其外交問題(王錦,2020)。在美國對外制裁實施頻度日益提高和全球高技術制造業競爭日益加劇的背景下,本文將“美國對外制裁的制造業貿易效應”作為研究對象,主要在行業技術強度視角下檢驗美國各類制裁形式對其制造業貿易的影響,當前背景下相關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制裁效力”是相關學者和政策制定者討論的熱點問題。部分學者認為制裁會阻礙受制裁經濟體的經濟發展,從而迫使其領導人改變外交政策行為(Kaemfer and Lowenberg,1988;Morgan and Schwebach,1997;Drezner,2003);部分學者則認為當受制裁經濟體難以滿足制裁方提出的要求時制裁目標注定失敗,制裁因此會成為一種無效的外交政策工具(Pape,1997;Drury,1998;Morgan and Bapat,2003;Whang McLean and Kuberski,2013)。Hufbauer等(2007)和Morgan等(2009)研究發現僅有約34%的制裁案成功實現了其制裁目標。全球市場效率和商品流通性的提高進一步降低了制裁給受制裁經濟體帶來的負面影響。Gardner和Kimbrough(1990)指出在一個具有高替代彈性的商品世界中,只有擁有某種商品半數以上生產能力的制裁方才能影響該商品的貿易條件;Kaemfer和Lowenberg(1992)也指出只要貿易商品的需求和供給具有足夠的彈性,制裁將不會對受制裁經濟體的經濟發展造成太大影響。這些研究表明受制裁商品的貿易替代彈性是影響制裁效力的重要因素,據此可以推斷:對貿易替代彈性較大的低技術強度制造業商品的制裁,其貿易效應相對有限;對貿易替代彈性較小的高技術強度制造業商品的制裁,其貿易抑制效應可能會較大。鑒于此,本文選擇在行業技術強度視角下檢驗美國對外制裁對不同制造業行業貿易的異質性影響,相關估計結果為上述文獻的結論提供了新的研究支撐,為評估美國對外制裁的重點針對行業提供了經驗證據。

作為二戰后對外制裁活動最頻繁的國家,美國對外制裁的效力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Caruso(2003)使用面板引力模型估計了1960—2000年期間美國對外貿易制裁(主要是抵制和禁運)及金融制裁對其與49個受制裁經濟體雙邊貿易的影響,主要研究結論是與有限的適度制裁(相對緩和的部分貿易制裁和金融制裁)相比,廣泛的全面制裁(完全貿易制裁和廣泛的金融制裁)對雙邊貿易增長的抑制效應更大。

根據Caruso(2003)的解釋,抵制和禁運均為貿易制裁形式。抵制是限制從受制裁經濟體進口特定商品;禁運是更常見的貿易制裁形式,用于限制特定商品出口到受制裁經濟體,包括部分出口限制和完全出口限制兩種基本形式;Caruso(2003)根據制裁的范圍和限制程度將制裁形式分為有限的適度制裁和廣泛的全面制裁。通過觀察美國對外制裁的相關事實可以發現,近年來美國對外制裁形式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選擇新的研究期間檢驗美國對外制裁的貿易效應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Bhagwati和Srinivasan(1976)指出,對一國實施貿易禁運的概率主要取決于該國的“進口依賴性”,進口依賴性越強則制裁方對其實施貿易禁運的概率越高;Hufbauer等(2007)在其經典研究《重新考慮經濟制裁》中得到的一個重要結論是“針對貿易伙伴的制裁最有效”;Felbermayr等(2020a)基于結構引力模型對全球制裁經驗事實的統計分析指出若一國對外貿易活動有限,則其通過貿易制裁實現外交目標的可能性很小。這些研究均表明,與受制裁經濟體之間的貿易規模也是影響一國對外制裁決策的重要因素。鑒于此,本文根據WITS數據庫的ISIC Rev.3 4位制造業行業貿易數據篩選出美國50個主要的制造業貿易伙伴構建經驗估計樣本,以得到更準確的研究結論。

相對而言,國內關于制裁的研究相對滯后且主要集中于對美國對外制裁的定性分析。早期的代表性研究是柳劍平和劉威(2003,2004,2005)、胡劍萍和阮建平(2006)等的研究,他們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對典型制裁案例進行定性分析。柳劍平和劉威的一系列研究通過比較美國對外制裁和軍事打擊的成本,揭示了美國憑借制裁手段維護其全球霸權的企圖;通過分析美國國內利益集團對美國制裁決策的影響,揭示了美國對外制裁功效降低的主要原因;通過分析美國對外制裁的相對經濟和政治獲益,揭示了在制裁成本上升而功效降低的情況下美國依然熱衷使用制裁手段并增加制裁實施頻次的原因;通過比較制裁與其他限制性行動的異同,揭示了制裁的經濟政治化特征(劉威、柳劍平,2009)。胡劍萍和阮建平(2006)則通過分析美國對外制裁的政策目標和法律依據指出其最終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際力量的對比和各自對不同價值目標的平衡。隨著近年來美國對外金融制裁實施頻次的增加,相關研究逐漸聚焦到對美國金融制裁效應的評析:鄭聯盛(2020)系統地闡述了美國金融制裁的框架及其影響;結合當前中美關系的發展現實,陶士貴(2020)、張茉楠(2020)等指出美國對華金融制裁的風險日益增強,需要我國及早準備認真應對;但現有的相關研究多以基礎的定性分析為主,尚未形成成熟的研究框架和評價體系,這與我國當前緊迫的現實需求不符(陶士貴、高源,2021)。

量化評估美國各類制裁形式尤其是金融制裁的潛在風險并以此為基礎深化相關對策研究是當前亟需研究的重要課題,制裁數據的可得性是限制相關研究進展和評價體系構建的重要因素。2020年7月首次發布的全球制裁數據庫(GSDB)基于聯合國安理會相關文件及其他國家相關制裁信息對Hufbauer等(2007)、Morgan等(2014)構建的制裁數據庫進行補充更新,以制裁案為視角對全球制裁信息進行了大量的基礎性統計工作,為相關研究的深化提供了相對扎實的數據基礎。本文基于該數據庫觀察近年來美國對外制裁的相關事實,發現不同時期美國對外制裁的實施形式及制裁覆蓋范圍存在較大差異,鑒于此,本文將樣本期間劃分為三個觀察期間進行經驗效應檢驗,本文的研究為政府和學界了解美國對外制裁的事實及其影響提供了一個相對客觀、深入的視角,對相關研究的繼續深化有拋磚引玉的作用。

二、行業技術強度視角下美國對外制裁與制造業貿易的相關事實

考慮到受制裁商品的貿易替代彈性對制裁效力的重要影響,本文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關于行業技術強度的劃分標準,將22個ISIC Rev.32位制造業行業劃分為高技術強度(HT)、中等技術強度(MT)和低技術強度(LT)三類制造業(見表1)。

下頁圖1在行業技術強度視角下繪制了1991—2018年期間美國三類制造業貿易的變化趨勢,

根據世界銀行WITS數據庫對應行業出口數據的可得期間確定觀察期間,美國制造業行業出口和進口數據的可得期間分別為1991—2018年和1988—2018年。可以看到:(1)美國整體貿易(用折線表示)和制造業貿易(用陰影面積表示)較長時期內一直處于逆差狀態;兩次金融危機對美國制造業貿易的影響較為顯著。(2)美國高技術強度制造業的年均出口份額和年均進口份額分別約為60.82%和59.06%;中等技術強度制造業的年均出口份額和年均進口份額分別約為24.39%和19.61%;低技術強度制造業年均出口份額和年均進口份額分別約為14.81%和20.32%。由此可以看出高技術強度制造業在美國制造業貿易中的主導地位,且近年來其貿易額呈現出持續擴大的趨勢。

根據GSDB數據庫關于全球動態雙邊制裁關系的統計,下頁圖2繪制了1950—2016年期間受到美國制裁的經濟體數量和全球受制裁經濟體數量的變化趨勢,從中可以看到美國在全球制裁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及近年來美國制裁對象的增加趨勢,其中需要格外關注的是2002—2008年期間美國對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簽署國實施的軍事制裁案,該制裁案涉及97個受制裁經濟體,導致這一時期受到美國制裁的經濟體數量和全球受制裁經濟體數量激增。

注:(1)WITS數據庫將全球經濟體劃分為高收入經濟體、中等收入經濟體和低收入經濟體及其他沒有分類的經濟體。本文的統計分析和經驗估計均不考慮沒有分類的經濟體(通常是小規模經濟體或可能造成重復統計的區域經濟體);(2)以203個收入水平可分類的經濟體為觀察對象,結合相關數據的可得性,圖1實際上繪制了美國對198個經濟體的制造業出口和美國從185個經濟體的制造業進口,美國與這些經濟體的貿易往來能夠較好地反映美國對外整體貿易關系,是理想的觀察樣本。

下頁圖3基于世界銀行WITS數據庫和GSDB數據庫的相關信息在行業技術強度視角下繪制了1991—2016年期間美國與受制裁經濟體之間制造業出口和進口的分布情況。結合圖2的相關事實,可以將觀察期間劃分為三個結構性變化期間:(1)第一個觀察期間是2002年之前:這一時期受到制裁影響的美國制造業出口份額和進口份額都較小,年均份額分別僅為7.68%和5.98%;其中受到制裁影響的美國高技術強度制造業出口份額和低技術強度制造業進口份額相對較大,前者在美國制造業出口總額中的年均占比約為5.01%,后者在美國制造業進口總額中的年均占比約為3.16%。(2)第二個觀察期間是2002—2008年期間:由于美國對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簽署國實施的廣泛的軍事制裁,這一時期受到制裁影響的美國制造業出口份額和進口份額也急劇增加,年均份額分別激增到82.66%和76.76%;其中受到制裁影響的美國高技術強度制造業出口份額和進口份額相對較大,前者在美國制造業出口總額中的年均占比高達 50.78%,后者在美國制造業進口總額中的年均占比高達43.66%;(3)第三個觀察期間是2009—2016年期間:2008年美國對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簽署國實施的軍事制裁案以失敗告終,受到制裁影響的美國制造業出口份額和進口份額隨之急劇下降,年均份額分別回落到12.29%和23.18%;其中美國高技術強度制造業出口和進口、低技術強度制造業進口受到制裁的影響相對較大。上述觀察表明不同時期受到美國對外制裁影響的制造業貿易份額及其行業分布有明顯的差異,不同時期制裁的貿易效應必然也有顯著的異質性,本文實證部分將對此進行驗證。

三、實證模型和樣本構建

(一)實證模型

借鑒Felbermayr等(2020a,2020b)的經驗估計方法,本文以結構引力模型的PPML形式作為估計模型構建的基礎。與之不同的是,Felbermayr等(2020a,2020b)基于雙邊結構引力模型在國家層面上檢驗全球制裁的貿易效應,本文則使用單邊結構引力模型在ISIC 4位行業層面上聚焦觀察美國對外制裁對制造業貿易的經驗影響。柳劍平和劉威(2004)指出在頻繁的對外制裁中美國雖然有時實現了部分對外政策目標但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如嚴重的出口損失,這表明除了關注美國對外制裁的進口效應外,還有必要對其出口效應進行檢驗;結合圖3描繪的受到制裁影響的美國制造業出口和進口的明顯差異,模型(1)和(2)在控制美國對外締結的優惠貿易協定(PTAus,j,t)貿易效應的基礎上分別估計其對外制裁的出口和進口效應:

EXkus,j,t=expχj,t+μus,j+φk+αk1SANCTus,j,t+αk2PTAus,j,t+εkus,j,t?? (1)

IMkus,j,t=expχj,t+μus,j+φk+βk1SANCTus,j,t+βk2PTAus,j,t+ kus,j,t(2)

其中k表示ISIC 4位制造業行業;EXkus,j,t和IMkus,j,t分別表示年份t美國對貿易伙伴國j行業k的出口額和進口額,相關數據來自世界銀行WITS數據庫。

模型(1)和(2)中χj,t分別表示“進口國-年份”固定效應和“出口國-年份”固定效應,用于控制貿易伙伴國所有可觀測和不可觀測的影響行業貿易的宏觀時變特征變量,如貿易伙伴國的經濟規模、人口規模、內部貿易多邊阻力、制度水平及其所遭受的金融危機外部沖擊等;μus,j為美國與貿易伙伴國的雙邊固定效應,用于控制美國與貿易伙伴國之間所有可觀測和不可觀測的影響行業貿易的雙邊非時變特征變量,包括地理距離、是否有共同邊界、是否使用共同的語言、是否存在殖民關系等傳統的引力變量;φk用于控制所有可觀測和不可觀測的影響行業貿易的行業非時變特征。上述三個固定效應項的引入有助于處理因遺漏變量而導致的制裁和PTAs的內生性問題(Baier? and? Bergstrand,2007;Felbermayr et al.,2020a,2020b)。

SANCTus,j,t為虛擬變量,用于描述年份t美國是否對貿易伙伴國j實施制裁;為了放大其貿易效應,SANCTus,j,t被細分為金融制裁(financialus,j,t)、貿易制裁(tradeus,j,t)、軍事制裁(militaryus,j,t)、武器制裁(armsus,j,t)、旅行制裁(travelus,j,t)和其他制裁(otherus,j,t)等各類制裁形式;結合GSDB數據庫關于貿易制裁方式的統計,貿易制裁(tradeus,j,t)又進一步細分為雙向完全貿易制裁(ex_im_complus,j,t)、雙向貿易部分制裁(ex_im_partus,j,t)、出口完全制裁(ex_complus,j,t)、出口部分制裁(ex_partus,j,t)、進口完全制裁(im_complus,j,t)、進口部分制裁(im_partus,j,t)等形式,相關數據來自2020年7月發布的GSDB數據庫。

PTAus,j,t為虛擬變量,用于描述美國與貿易伙伴國之間是否締結PTAs,相關數據來自Tamara和Peter(2018)構建的動態引力數據集(DGD)。

Tamara G, Peter H. The Dynamic Gravity Dataset: Technical Documentation[R]. USITC, 2018;該數據集中的PTAs指的是包括FTAs、EIAs、CUs和PSAs等各種形式的優惠貿易協定。

(二)樣本構建

本文估計樣本的構建步驟為:(1)以WITS數據庫203個收入水平可分類的經濟體為觀察對象可以得到ISIC 4位行業層面的兩個基礎樣本:1991—2018年期間美國對198個經濟體的行業出口樣本和美國從185個經濟體的行業進口樣本;(2)根據相關數據的可得性,將樣本期間確定為1996—2016年,并基于數據觀察先后剔除樣本中的低收入經濟體、貿易規模較小且數據缺失嚴重的經濟體,得到1996—2016年期間美國對75個經濟體的行業出口樣本和美國從53個經濟體的行業進口樣本,通過對兩組貿易伙伴經濟體的比對,最終篩選出美國的50個主要貿易伙伴經濟體。

50個樣本經濟體為:阿根廷、巴西、中國內地、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厄瓜多爾、危地馬拉、馬來西亞、墨西哥、秘魯、俄羅斯、南非、泰國、土耳其、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亞、尼加拉瓜、菲律賓、烏克蘭、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智利、捷克共和國、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中國香港、匈牙利、愛爾蘭、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韓國、荷蘭、新西蘭、挪威、波蘭、葡萄牙、新加坡、西班牙、瑞典、瑞士、特立尼達和多巴哥、英國。(3)將PTAus,j,t、SANCTus,j,t的相關數據與上述行業貿易樣本進行匹配,得到以50個主要的貿易伙伴經濟體為觀察對象的兩個估計樣本。

下頁圖4基于兩個估計樣本繪制了美國與受制裁經濟體之間制造業貿易的分布情況,通過與圖3(以203個經濟體為觀察對象)的比較可以看到估計樣本能較好地描述整體觀察樣本中受到制裁影響的美國制造業貿易分布情況,是較為理想的檢驗樣本。

(三)樣本的描述性統計

從兩個估計樣本的描述性統計(下頁表2)中可以看到1996—2016年期間:(1)美國制造業平均進口額遠高于其出口額,制造業貿易長期處于逆差狀態;50個主要的貿易伙伴中與美國締結PTAs的經濟體有14個,

14個PTAs伙伴經濟體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韓國、墨西哥、新加坡、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哥斯達黎加、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和以色列;估計樣本不包括摩洛哥、約旦、多米尼加共和國、阿曼、巴拿馬和巴林等6個PTAs伙伴經濟體。受到美國制裁的經濟體有41個。

1996—2016年期間沒有受到美國制裁的經濟體有日本、新加坡、泰國、中國香港、馬來西亞、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土耳其、以色列等。(2)從制裁形式看,美國對外軍事制裁的實施頻次最高,

導致美國對外軍事制裁實施頻度較高的制裁案主要是:2002—2008年美國對97個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簽署國實施的廣泛的軍事制裁案,以及1996—2016年期間美國對華實施的持續的軍事制裁;前者涉及的受制裁經濟體較多,后者的制裁實施期間較長。其次是武器制裁和金融制裁,貿易制裁和其他制裁的實施頻次相對較低,旅行制裁的實施頻次最低;(3)從貿易制裁方向看,美國對其主要貿易伙伴沒有實施過進口制裁;從制裁商品的覆蓋范圍看,美國對其主要貿易伙伴沒有實施過相對極端的完全貿易制裁;樣本中貿易制裁僅有出口部分制裁和雙向部分制裁兩種形式。

按照三個觀察期間進行樣本觀察(下頁表3)可以發現不同時期美國對外制裁的實施形式和實施頻次有明顯的差異:(1)美國對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簽署國實施的廣泛的軍事制裁使2002—2008年期間美國對外制裁變量的均值達到 0.743,遠遠高于其他兩個觀察期間。(2)第一個觀察期間美國對外制裁形式涉及除旅行制裁外其他5類制裁;第二個觀察期間美國對外制裁形式只有軍事制裁和武器制裁;第三個觀察期間6類制裁形式均有出現。(3)與第一個觀察期間相比,第三個觀察期間美國對外軍事制裁、武器制裁和其他制裁的實施頻次大幅下降,金融制裁、貿易制裁和旅行制裁的實施頻次明顯增加。(4)第一個觀察期間內貿易制裁的實施形式是出口部分制裁,第三個觀察期間內則是雙向部分制裁。

四、美國對外制裁的制造業貿易效應:制造業整體視角

下文表4在制造業整體視角下檢驗美國各類制裁形式的制造業行業出口和進口效應。第(1)列是整個觀察期間的相關估計結果,可以看到:(1)PTAs的締結對美國與PTAs成員經濟體之間貿易增長有顯著的促進效應,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相關制造業出口和進口分別增長約163.11%和180.25%。

[exp(0.9674)-1]×100%=163.11%;[exp(1.0305)-1]×100%=180.25%。(2)第一個觀察期間美國實施的出口部分制裁(見表3)對其與特定受制裁經濟體之間貿易增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相關制造業出口和進口平均下降約34.13%和 65.53%;

[exp(-0.4175)-1]×100%=-34.13%;[exp(-1.0652)-1]×100%=-65.53%。下文計算方法類似,不再標注說明。第三個觀察期間美國實施的雙向貿易部分制裁(見表3)對其與特定受制裁經濟體之間貿易增長沒有顯著的負面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近年來美國貿易制裁效力的降低及其出口制裁相對較強的制裁效力,后者是美國總統在實踐中更傾向于使用出口制裁的原因之一(王佳,2020)。(3)金融制裁、軍事制裁和武器制裁對美國從特定受制裁經濟體進口增長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相關制造業進口分別下降約24.14%、18.07%和7.77%,可以看出金融制裁和軍事制裁的進口抑制效力相對較強;這些制裁形式對美國對特定受制裁經濟體的出口增長沒有顯著的負面影響。(4)旅行制裁對美國與特定受制裁經濟體之間貿易增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其他制裁對美國對特定受制裁經濟體(危地馬拉、洪都拉斯)出口增長有一定的抑制效應,考慮到相關貿易規模較小,其他制裁對美國整體制造業貿易的影響非常有限,下文不再專門對其貿易效應進行解釋。

不同觀察期間美國對外制裁的實施形式和受制裁經濟體的范圍存在明顯的差異(如圖3、圖4和表3所示),因此不同時期各類制裁形式的制造業貿易效應必然也有顯著的異質性,表4第(2)至(4)列對此進行初步驗證:(1)第一個觀察期間(1996—2001年期間):美國對外出口部分制裁具有顯著的出口抑制效應,但抑制程度較小;金融制裁是抑制美國與特定受制裁經濟體之間貿易增長尤其是進口增長的主要制裁形式;軍事制裁和武器制裁沒有顯著的貿易抑制效應。(2)第二個觀察期間(2002—2008年期間):美國對外軍事制裁對美國與特定受制裁經濟體之間貿易增長尤其是進口增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在其影響下相關制造業出口和進口分別下降約11.69%和32.75%;美國對外武器制裁僅對美國對特定受制裁經濟體的出口增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3)第三個觀察期間(2009—2016年期間):美國對外旅行制裁對美國與特定受制裁經濟體之間貿易增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雙向貿易部分制裁僅對美國從特定受制裁經濟體的進口增長有一定的抑制效應,軍事制裁僅對美國對特定受制裁經濟體的出口增長有一定的抑制效應;而金融制裁對相關貿易增長沒有顯著的負面影響,這一結論與近年來美國金融制裁實施頻次增加且制裁效力增強的現實有所不符(鄭聯盛,2019)。

通過樣本觀察發現第三個觀察期間(2009—2016年期間)美國對外制裁的實施頻次明顯提高且制裁形式相對復雜:2009年美國對洪都拉斯實施的單邊和多邊制裁涉及軍事制裁、金融制裁、旅行制裁和其他制裁等形式;2011—2016年期間對印度尼西亞實施的制裁涉及到金融制裁、貿易制裁等形式;2014—2016年期間對俄羅斯、烏克蘭實施的制裁涉及金融制裁、貿易制裁和旅行制裁等形式。考慮到其他制裁形式可能會通過貿易制裁形式對貿易增長產生影響,表4第(5)列在基礎估計模型中引入交互項進行檢驗,以提高相關估計結論的準確性,可以看到:2008年以后金融制裁對美國與特定受制裁經濟體之間貿易增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相關制造業出口和進口分別下降約81.76%和77.63%;旅行制裁和貿易制裁具有顯著的交互作用,但對美國與特定受制裁經濟體之間貿易增長沒有顯著的抑制效應。

五、美國對外制裁的制造業貿易效應:行業技術強度視角

下頁表5在行業技術強度視角下檢驗美國各類制裁形式的制造業出口和進口效應,第(1)列與表4第(1)列的估計結論基本一致,相關估計系數表明1996—2016年期間:(1)PTAs的締結對美國與PTAs成員經濟體之間高技術強度制造業貿易增長尤其是進口增長有顯著的促進效應。(2)出口部分制裁對美國與特定受制裁經濟體之間低技術強度制造業貿易增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相關制造業出口和進口平均下降約81.22%和47.99%;雙向貿易部分制裁對美國與特定受制裁經濟體之間貿易增長沒有顯著的抑制效應。(3)金融制裁對美國與特定受制裁經濟體之間高技術強度制造業、中等技術強度制造業的貿易增長尤其是進口增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相關高技術強度制造業、中等技術強度制造業的進口分別下降約64.95%和27.46%。美國的經濟軍事霸權、非對稱貨幣權力和國際金融規則制定權使其實施對外金融制裁時具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獨特優勢(陶士貴,2020),近年來金融制裁逐漸成為美國實施國際權力的主要工具(徐以升、馬鑫,2015)。(4)軍事制裁對美國與受制裁經濟體之間低技術強度制造業貿易增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相關制造業出口和進口分別下降約29.42%和 9.76%;由于軍事制裁涉及的受制裁經濟體數量較多,受到制裁影響的貿易規模較大,軍事制裁對美國制造業貿易的影響不容忽視。(5)武器制裁對相關制造業貿易增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旅行制裁對相關制造業尤其是高技術強度制造業的進口增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

表5第(2)列關于第一個觀察期間(1996—2001年期間)的相關估計結果表明:(1)出口部分制裁使美國與受制裁經濟體之間高技術強度制造業出口和進口分別下降7.15%和22.70%;但對中等技術強度制造業、低技術強度制造業貿易增長沒有顯著的抑制效應。(2)金融制裁全面抑制了各類制造業貿易增長尤其是進口增長,對高技術強度制造業貿易增長的負面影響最大,相關制造業出口和進口分別下降約58.02%和95.95%。(3)軍事制裁顯著地抑制了美國對受制裁經濟體高技術強度制造業、低技術強度制造業的出口增長,相關制造業出口分別下降74.90%和17.54%,對相關制造業進口增長沒有顯著的負面影響。(4)武器制裁的實施頻次較高,顯著地限制了美國從受制裁經濟體高技術強度制造業的進口增長。這一時期美國對外制裁包括貿易制裁、金融制裁、軍事制裁和武器制裁等多種形式,鑒此,這部分還對各類制裁與貿易制裁的交互作用進行了檢驗,沒有發現顯著的交互效應。

表5第(3)列關于第二個觀察期間(2002—2008年期間)的相關估計結果表明:(1)軍事制裁顯著地抑制了美國與受制裁經濟體之間高技術強度制造業、低技術強度制造業的進口增長。(2)這一時期的武器制裁僅涉及美國對印度尼西亞(1996—2005)武器制裁的部分期間,考慮到美印雙邊貿易規模較小,這一時期美國武器制裁的貿易效應實際上可以反映出美國對華武器制裁的影響:其對美國對華各類制造業出口增長均有顯著的抑制效應,出口降幅分別為19.18%、54.76%和52.10%;對美國中等技術強度制造業進口增長也有顯著的抑制效應,進口降幅約為46.88%。僅從貿易視角看,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武器制裁的貿易利得似乎小于其貿易損失,對美國而言并非經濟理性行為。

表5第(4)列關于第三個觀察期間(2009—2016年期間)的相關估計結果表明:(1)雙向貿易部分制裁顯著地抑制了美國從受制裁經濟體制造業進口的增長尤其是高技術強度制造業進口增長。(2)金融制裁僅對美國高技術強度制造業出口增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對美國各類制造業進口增長均沒有產生顯著的抑制效應,這與表4的相關結論有較大差異。(3)這一時期的軍事制裁僅涉及美國對洪都拉斯(2002—2009)軍事制裁的部分期間,考慮到兩國間較小的貿易規模,這一時期美國軍事制裁的貿易效應實際上可以反映出美國對華軍事制裁的影響:其僅對美國中等技術強度制造業進口增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武器制裁虛擬變量的取值均為1,沒有實際的估計意義;(4)旅行制裁具有顯著的進口抑制效應,幾乎封鎖了美國從受制裁經濟體高技術強度制造業、低技術強度制造業的進口,這與現實也有較大出入。2008年以后美國對外制裁實施頻次顯著提高,制裁實施形式更為復雜,考慮到其他制裁形式可能會通過貿易制裁對相關貿易增長產生影響,下文表6在基礎估計模型中引入相關交互項以糾正第(4)列估計中可能的偏誤。

表6引入交互項后得到的第三個觀察期間(2009—2016年期間)的相關估計結果表明:(1)金融制裁對美國與受制裁經濟體之間各類制造業貿易增長均有較強的貿易抑制效應,高技術強度制造業出口和進口分別下降約86.29%和 90.71%,中等技術強度制造業的出口和進口分別下降約74.21%和78.90%,低技術強度制造業的出口和進口分別下降約67.08%和74.15%;由此可見,金融制裁的進口抑制效應普遍大于其出口抑制效應,且對高技術強度制造業貿易增長的抑制效應相對更大。(2)2009年美國對洪都拉斯實施的軍事制裁、旅行制裁均于當年結束,因此這一時期美國對外軍事制裁活動以對華軍事制裁為主,其對美中雙邊制造業貿易沒有產生顯著的抑制效應;這一時期美國對華武器制裁虛擬變量的取值均為1,沒有實際的估計意義。(3)旅行制裁與貿易制裁具有顯著的交互作用,但其僅對美國對受制裁經濟體低技術強度制造業的出口增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對其他相關制造業貿易增長沒有顯著的抑制效應。

六、美國對外制裁對高技術強度制造業行業貿易的影響

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的相關估計結論表明美國對外制裁對高技術強度制造業貿易增長具有相對顯著的抑制效應,其中金融制裁是最具制裁效力的制裁形式。下頁表7進一步將觀察視角聚焦到高技術強度制造業領域,檢驗美國各類制裁形式的行業貿易效應。

表7關于第一個觀察期間(1996—2001年期間)的相關估計結果表明:(1)出口部分制裁對美國機械設備、運輸設備行業的出口增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對美國化學品、辦公電氣設備、通信設備和運輸設備行業的進口增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其中通信設備行業進口的降幅最大,下降約26.59%。(2)金融制裁對美國高技術強度制造業各行業貿易增長均有顯著的抑制效應,且其進口抑制效應普遍大于出口抑制效應;其中通信設備行業和辦公電氣設備行業受到金融制裁的影響較大。這再次印證了美國金融制裁對高技術強度制造業貿易增長具有較強的制裁效力。(3)軍事制裁僅對美國機械設備的出口增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武器制裁對美國通信設備、運輸設備和化學品行業的出口增長,科學儀器、運輸設備、通信設備行業的進口增長均有顯著的抑制效應。

第二個觀察期間(2002—2008年期間)的相關估計結果表明:(1)軍事制裁對美國機械設備、科學儀器、通信設備和運輸設備行業的出口增長,美國化學品、辦公電氣設備、機械設備和科學儀器行業的進口增長均有顯著的抑制效應,雖然貿易降幅普遍不大,但考慮到美國與受制裁經濟體之間龐大的貿易規模,這一時期軍事制裁對高技術強度制造業貿易的影響力不容忽視。(2)對華武器制裁是這一時期美國對外武器制裁的主要活動,其對美國運輸設備行業的進口增長和美國運輸設備、辦公電氣設備、化學品、科學儀器、機械設備行業的出口增長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這為表5第(3)列的相關結論提供了行業層面的證據,僅從貿易視角看美國對華武器制裁并非經濟理性的行為。

考慮到其他制裁形式可能會通過貿易制裁對相關貿易增長產生影響,表7引入相關交互項檢驗第三個觀察期間美國各類制裁對高技術強度制造業行業貿易的影響,相關估計結果驗證了表4和表6相關結論的穩健性:(1)近年來金融制裁對美國高技術強度制造業各行業的貿易增長均有較強的抑制效應,且其進口抑制效應普遍大于出口抑制效應。(2)雙向貿易部分制裁和旅行制裁的交互項對美國高技術強度制造業行業貿易增長沒有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3)這一時期美國對華軍事制裁未能阻止兩國高技術強度制造業貿易的快速增長。

七、主要結論

本文基于2020年7月發布的GSDB數據庫,在行業技術強度視角下檢驗1996—2016年期間美國各類制裁形式對其制造業出口和進口的影響;根據美國與受制裁經濟體之間制造業貿易分布的具體情況,將樣本期間劃分為三個觀察期間,檢驗不同時期制裁貿易效應的異質性;并進一步聚焦觀察美國各類制裁形式尤其是金融制裁對高技術強度制造業行業貿易的影響。

整體來看,除雙向貿易部分制裁和其他制裁外,美國各類制裁形式對其制造業進口增長均有顯著的抑制效應,其中,金融制裁對相關制造業尤其是高技術強度制造業進口增長的貿易抑制效力最強;不同時期各類制裁形式的貿易效應具有顯著的異質性:(1)2002年之前,出口部分制裁對美國高技術強度制造業貿易增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金融制裁全面抑制了美國與受制裁經濟體之間各類制造業貿易的增長,尤其是高技術強度制造業的進口增長;軍事制裁對美國機械設備高技術強度制造業行業出口增長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武器制裁對美國科學儀器、運輸設備、通信設備等高技術強度制造業行業進口增長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2)2002—2008年期間廣泛的軍事制裁對美國化學品和辦公電氣設備等高技術強度制造業行業進口增長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武器制裁對美國各類制造業出口增長均有顯著的抑制效應。(3)2008年之后美國對外制裁形式相對復雜,引入交互項可以有效地提高估計結論的準確性,這一時期金融制裁仍是最具貿易制裁效力的工具,對各類制造業貿易增長尤其是進口增長均有顯著的抑制效應。由此可見,美國各類制裁形式中金融制裁具有較強的貿易抑制效力,可能的原因是相對其他制裁形式金融制裁具有操作便捷、成本較低、收效迅速、效果顯著的特征(徐以升、馬鑫,2020);美國各類制裁形式的貿易抑制效應集中體現于高技術制造業領域。

1950—2016年期間美國長期對華實施軍事制裁和武器制裁。本文的研究表明2002—2008年期間對華武器制裁是美國對外武器制裁的主要活動,僅從貿易視角看美國對華武器制裁的貿易利得小于其貿易損失,并非經濟理性行為;2009—2016年期間對華軍事制裁是美國對外軍事制裁的主要活動,但其并沒有阻礙這一時期美中兩國制造業貿易的快速增長。

美國在當前全球金融制裁中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鑒于其在全球金融市場中特殊的優勢地位,美國總統在發起金融制裁時并不需要過多考慮其他國家的反應(徐以升、馬鑫,2020)。隨著美國政府單邊主義的加強,其對金融制裁工具的運用會更加頻繁,在中國被列入其重要戰略競爭對手的情況下美國未來很可能對中國實施金融制裁(鄭聯盛,2020;陶士貴,2020)。考慮到美國金融制裁較強的貿易制裁效力及其對高技術制造業貿易的重要影響,相關研究應該緊密追蹤美國金融制裁政策的演變,深入探討相關制裁政策調整對全球高技術制造業生產和貿易的影響機制,預判美國對華金融制裁給全球和中國高技術制造業發展造成的潛在風險,提出更具現實意義的指導對策,這是當前背景下政府和學界應該給予充分關注的重要現實問題,也是本文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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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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