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中的生產要素分工、流動與收益

2021-10-11 05:52黎峰
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 2021年5期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摘 要 要素稟賦、要素流動與要素收益分配在國際經濟理論中占據重要地位。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深入,生產要素及其流動出現了一些新現象和新趨勢,主要包括:要素的流動性與風險防范顯著增強,要素流量比要素存量更加重要,要素空間集聚日益顯著,要素的異質性特征突出,新興生產要素不斷涌現,數字化和人工智能改變要素流動結構,數字技術及COVID-19疫情增加要素流動的不確定性,要素收益分配問題重要性凸顯,要素的國內調整與流動加快。當前,隨著全球價值鏈分工的深化,國際要素分工與專業化越發重要, 因此,在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進程中,應更加重視國內要素收益分配、要素自由流動、要素的制度差異以及要素質量升級。

關鍵詞 經濟全球化 ?生產要素 要素流動

全球化是隨著人類經濟社會活動不斷超越國界,各個國家和地區在貿易投資、社會文化、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相互交流與融合的過程。經濟全球化主要表現為全球性或區域性

的商品、資本、技術和勞動力等的高度流動性與市場一體化進程,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商品和要素的價格趨同、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國際生產體系的形成(ORourke, 2018)。因此,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是當代經濟全球化最本質的特征,是影響和決定當代世界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本文將深入研究生產要素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的角色及作用,剖析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生產要素及其流動出現的新現象、新特點與新趨勢,探討要素國際化條件下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開放的方略。

一、國際貿易理論中的生產要素:稟賦、流動與收益分配

隨著全球范圍內貿易分工的深入發展,圍繞貿易動因、貿易模式、貿易收益分配、生產與貿易的空間定位及組織方式等命題,經濟學家們先后提出和發展了以國家間相對生產率差異解釋貿易現象的比較優勢理論,關注各國要素稟賦差異對貿易形式影響的要素稟賦理論,基于壟斷競爭、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化的新貿易理論,聚焦微觀生產率差異下企業異質性行為的新新貿易理論等四代國際貿易理論。這些貿易理論均將生產要素作為影響貿易動因與形式的重要因素納入理論分析框架。此外,生產要素除了可以通過商品或服務貿易進行間接流動外,還可以進行直接跨國流動,主要表現為資本流動,即國際直接投資(FDI),以及自然人流動,即移民。以下將對國際經濟學理論中生產要素的作用與影響進行梳理和總結性分析。

(一)比較優勢理論和要素稟賦理論

按照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一個國家傾向于生產并出口成本相對較低的產品,同時進口成本相對較高的產品,而各國的生產成本的比較取決于單一生產要素——勞動力的相對生產率與相對要素報酬(工資)的差異。Ohlin(1933)進一步將對貿易動因的解釋擴展到多元要素(最基本的是資本與勞動力二元要素,后來又擴展到包括土地、人力資本等其他要素),建立了以生產要素為核心的國際貿易理論體系。該體系包括四個非常重要的原理。第一個也是最基礎性的原理闡釋了要素稟賦與貿易的關系,即一國通過出口相對充裕要素密集生產的產品,進口相對稀缺要素密集生產的產品,可以改進該國福利水平,這就是著名的“赫克歇爾-俄林定理”(H-O定理)。在此基礎上,可以發現國際貿易實際上可以通過商品的交換與流動表現為各國相對充裕要素的凈流出及相對稀缺要素的凈流入(Vanek,1968)。

第二個原理是關于貿易對國家間要素價格差異的影響,即“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H-O-S定理”)。Ohlin(1933)認為貿易及要素流動能一定程度上縮小國家間商品價格的差異,進而平衡國家間的要素價格水平,由此出現價格均等化趨勢。Samuelson(1948,1949)進一步指出貿易分工將通過其隱含的要素流動導致參與國家間商品的相對價格差異不斷縮小,與此同時,要素價格也逐漸趨于均等化。

第三個原理是關于貿易對要素收益的收入分配效應。這種影響取決于要素流動性的程度。Stolper和Samuelson(1941)證明,在長期內,當要素充分實現部門間自由流動時,專業化分工和國際貿易將提升本國豐裕要素所有者的實際收益,而同時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實際收益。而在短期內,當部分要素不能在跨部門間自由流動時,國際貿易將提高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部門的“特定要素”(specific factors)的實際收益,而降低不具有比較優勢的部門的“特定要素”的實際收益(Samuelson,1971;Jones,1971)。

最后一個定理闡述了要素增長與產出的動態關系,即要素供給的相對變化將導致不同部門間的產量波動。在要素和商品相對價格不變的條件下,某種生產要素相對供給的增加會提升密集使用該要素的商品產量,而同時降低其他要素密集型商品的產量(Rybczynski,1955)。

(二)要素稟賦理論的拓展

基于要素分析視角,要素稟賦理論較好地解釋了各國國際分工與貿易行為。然而,其基本模型與結論建立在一系列嚴格假設的前提之上,包括:只有兩個國家,每個國家只生產兩種商品,每種商品都使用兩種生產要素;生產要素在國家內部可以自由流動,但在國家之間則不能流動;不存在貿易壁壘限制,不考慮運輸成本;貿易平衡即出口恰好能夠支付進口;所有市場均為完全競爭;生產要素無限可分且同質;兩國生產函數相同且規模收益不變;兩國需求偏好相同,不考慮需求因素對貿易的影響。以上假設前提顯然與現實情況相悖,從而也為經濟學家后續拓展研究提供了廣闊空間。

第一是放松國家間要素流動限制來考察商品貿易與要素流動的關系。一是商品貿易與要素流動相互替代。對商品貿易的限制(如進口關稅和配額等)會促進要素的跨國流動,而要素流動限制(如對境外投資收益征稅)很大程度上也會推動國際貿易的開展(Mundell,1957)。二是商品貿易與要素流動相互促進。各國生產技術差距、對生產征稅、壟斷、外部規模經濟、要素市場扭曲等情況導致的要素價格差異很大程度上促進要素流動,由此形成的要素稟賦差異及專業化分工將顯著推動國際貿易(Markusen,1983)。三是商品貿易與要素流動的關系不確定。如Norman和Venables(1995)基于H-O-S模型的拓展,發現貿易與要素流動是否相互促進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系列條件,包括要素流動成本大小及流動要素的收益是否匯回母國等。

第二是放松生產要素同質的假設。對于20世紀40至50年代美國更多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而進口資本密集型產品的“里昂惕夫之謎”,如果考慮到相對于其他國家勞動要素而言,美國勞動者生產效率更高的事實,該謎團將得以解開(Leontief,1953)。Leamer(1980)進一步建立了涵蓋資本(分實物資本與人力資本)、勞動、土地、自然資源等在內的多要素分析框架,基于H-O-V模型的檢驗發現,如果將凈出口與國內消費的資本勞動比率進行比較,“里昂惕夫之謎”并不存在。此外,對于現實中貿易流量隱含的要素規模顯著小于預測值的“消失的貿易”(missing trade)現象(Trefler,1995),Davis和Weinstein(2001)利用OECD國家的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發現引入要素的國別生產率差異能一定程度上增強H-O理論的有效性。

第三是考慮要素市場存在扭曲和低效配置的影響。要素市場常常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完全競爭與價格扭曲現象,Bhagwati(1968,1969)關注了要素市場不完全競爭、工資差異、工資黏性等市場扭曲對貿易收益的影響,發現國內要素市場扭曲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貿易收益水平,并可能導致貧困化增長。

第四是研究全球價值鏈分工條件下的生產要素配置及收入分配。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交通和通信成本的不斷下降,跨國公司把產品生產鏈條進行細分并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統一配置。在以貿易投資一體化與生產非一體化為特征的國際分工背景下,中間品貿易成為新興國際生產與貿易體系的關鍵特征,而無論是不同“環節”的生產分割還是不同“任務”的服務外包,仍是以各國的要素稟賦結構特征為基礎,同時在不同國家的貿易收益分配也體現出其他生產要素的技術與生產率水平差距(Jones and Kierzkowski,1990,2001;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2008)。

第五是國際貿易對國內要素流動和收益的影響。國際貿易流動以及貿易自由化政策短期內在不同程度上沖擊進口競爭部門,而促進出口部門的發展,因此將導致生產要素的跨部門流動及調整。研究文獻表明,貿易導致對高技能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和對低技能勞動力需求的減少,放大了技能溢價,從而加劇了國內收入分化,且這種影響隨著時間發展而愈發明顯(Feenstra and Hanson,1996;Cline, 1997;Bernard and Jensen,1997)。此外,研究還表明,當要素流動程度相對高時,容易形成以廣泛的階級或階層(如政黨和社會組織)為主要形式的政治沖突,而要素流動程度相對低時,往往形成以狹隘的行業利益集團為主要形式的政治沖突(希斯考克斯,2015),因此,要素市場的靈活性與調整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貿易的收入分配效應。

(三)二(多)元要素世界的消失

以各國要素稟賦結構差異解釋比較優勢來源,由此回答貿易動因、貿易模式及收益分配等核心命題。要素稟賦理論自提出以來,成為國際貿易理論的主流分析框架。然而,“二戰”后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實證研究發現相當規模的貿易是在要素稟賦相近國家之間進行,貿易形式也越發表現為產業內貿易而非產業間貿易,而以上現象并不能由要素稟賦理論得到充分合理的解釋。

鑒于此,以Krugman(1979,1980,1981)、Helpman(1981)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以壟斷競爭、規模報酬遞增和消費者多樣化為主要內容構建了“新貿易理論”(即不完全競爭貿易理論),在理論與經驗上詮釋了不同國家之間進行差異化產品貿易的新格局,尤其是在貿易量(即貿易的“集約邊際”)外引入了貿易種類(即貿易的“廣延邊際”)這個關鍵變量。與前兩代貿易理論類似,新貿易理論仍以產業作為研究單位,并假定同一產業內部企業之間在規模與生產率等方面具有同質性。Melitz(2003)、Yeaple(2005)、Bernard等(2007)則在放松企業同質性假定的基礎上將國際貿易壟斷競爭模型與企業生存模型相嫁接,研究了生產率異質性對企業出口決策的影響,由此將貿易行為的研究維度深入微觀企業層面,開創了“新新貿易理論”(即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

與要素稟賦理論的二(多)元要素結構不同的是,后兩代貿易理論的基礎模型大多凸顯出單要素特征,即僅以勞動作為生產要素進入貿易理論分析框架,即使強調要素稟賦的異質性特征,也是以技能勞動和非技能勞動進行劃分(如Krugman,1981;Melitz,2003;Yeaple,2005)。具體而言,生產要素在后兩代貿易理論中的角色和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要素稟賦相似假設。后兩代貿易理論放棄了衡量要素結構差異的要素密集度指標(如資本與勞動比 K/L),而僅以勞動(L)作為單生產要素。第二,規模經濟的來源。在報酬遞增的條件下,企業專注于規模化生產某種產品,勞動供給的增加有助于擴大生產規模和降低平均成本,由此實現內部規模經濟并成為產業內貿易的動因。第三,市場規模的刻畫。勞動(L)既是生產層面的要素投入,同時也是需求層面的消費者,在新模型中一國勞動者的數量可用來度量國內市場規模大小。規模經濟條件下,國內市場規模越大的國家“母國市場效應”(home market effect)就越強,其出口價格優勢就越大,由此決定了貿易模式及流向。第四,貿易福利的源泉。勞動供給的增加在降低產品價格進而提升實際工資水平的同時,可供消費的產品種類也隨之增多,由此導致消費者的福利提升。此外,貿易通過行業內的資源配置優化推動了生產率水平整體提升,也促進了福利的提高。第五,生產空間布局的決定。規模報酬遞增條件下,市場規模較大(人口相對較多)地區的實際工資水平及可消費產品種類均較高,從而對其他地區的生產要素產生“虹吸效應”,進而出現生產的地理集聚現象。

總體而言,正如Krugman(1979)所述,“貿易并不一定是國家之間技術或要素稟賦差別的必然結果”,生產要素在后兩代貿易理論體系中的角色并不像 H-O 理論中那樣起區位稟賦的決定性作用,在不完全競爭(尤其是壟斷競爭)市場結構中,生產要素更多地是發揮生產的規模效應與需求的多樣性效應。

(四)國際直接投資(FDI)理論

傳統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主要包括Hymer(1960)和Kindleberger(1969)的壟斷優勢理論、Vernon(1966)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Dunning(1977)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Kiyoshi Kojima(1978)的邊際產業轉移理論等。特別是國際生產折中理論(OLI)綜合概括了影響FDI的主要核心因素,即所有權優勢(ownership)、區位優勢(location)和內部化優勢(internalization)。當企業同時具備以上三種優勢時,才會選擇國際直接投資。雖然上述理論致力于解釋說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決定因素、行為方式等內容,但是由于缺乏一整套規范的理論分析模型,故仍更多地停留在概念(conception)層面。

近年來,借鑒Coase(1937)的企業內部化及Melitz(2003)的異質性企業思想,Antràs和Helpman(2004)、Helpman等(2004)建立和發展了企業國際化生產的組織理論模型。他們關注了不同生產率的企業在組織形式(一體化或外包)及空間布局(在岸生產或離岸生產)方面的選擇,發現由于一體化(即FDI)比外包(即貿易)需要更高的固定成本與組織管理成本,而離岸生產比在岸生產需要支付更高的沉沒成本,因此,高生產率的企業會傾向于通過國際直接投資的形式進行一體化整合,中生產率的企業將選擇外包方式,而低生產率的企業則更多采取本土化生產。

在資本要素流向方面,資本邊際報酬遞減規律意味著人均產出水平低的國家(發展中國家)的資本邊際產出較高,而人均產出水平高的國家(發達國家)的資本邊際產出較低。在要素流動不受限制的條件下,資本將從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直至兩國的人均資本水平及資本報酬率相等。然而Lucas(1990)指出,現實情況與理論預測正好相悖,資本并沒有更多從回報率低的發達國家流向回報率高的發展中國家,而是相反。

針對盧卡斯悖論揭示的現實問題,經濟學家分別從人力資本異質性(Lucas,1990)、制度質量差異(Kletzer and Bardhan,1987;Alfaro et al.,2008)、國際資本市場扭曲(Gertler and Rogoff,1990;Gordon and Bovenberg,1996)、政治違約風險(Lucas,1990;Reinhart and Rogoff,2004)等視角給出了合理的理論解釋。在實證研究方面,Clements和Williamson(2004)及Alfaro等(2008)分別采用一戰前英國對外投資的歷史數據及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多國面板數據,發現在控制了相關變量后,資本仍然是由收益率低的國家流向收益率高的國家,其關鍵在于發達國家的制度質量顯著優于發展中國家。

(五)自然人流動與移民理論

在商品、服務、資本加快跨境流動的同時,大批自然人也頻繁跨境流動和遷徙,成為當代全球化進程中另外一個要素流動的顯著特征。聯合國發布的《2019年國際移民報告》指出,全球目前共有2.72億移民,大約占全球人口的3.5%,自然人流動與移民日益成為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什么會出現大批人背井離鄉長途遷徙?傳統移民理論認為遷入地和遷出地的工資收入差異是移民的主要誘因(Ravenstein,1885),當移民后的預期收入足以彌補遷徙成本時,就會出現人口跨境流動,直至遷入地和遷出地工資收入趨于均等化(Sjaastad,1962;Harris and Todaro,1970)。然而,事實上,在國際移民人數迅速增長的同時,國家間工資差距并沒有趨于收斂。為此,Stark和David(1985),Stark等(1988)指出與商品和其他要素不同,勞動力具有更為明顯的情感需求與色彩。同參照群體比較可能產生的“相對失落感”將推動移民通過更換工作及生活環境來改變他們在原有參照群體中的定位,甚至融入新的參照群體。Portes和Bach(1980)及Piore(1983)則從需求角度提出發達國家本地勞動力往往不愿意從事苦力或底層工作,客觀上需要國外移民來填補其空缺。

此外,Alexander等(1982)基于全球化的視角,認為商品、資本、信息的國際流動必然推動人口遷移,跨國移民的實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核心國家向邊緣國家的擴展和滲透,是市場經濟全球化的直接結果。Mabogunje(1970)、Kritz等(1992)則強調移民網絡對國際移民的作用,指出由于殖民、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聯系等原因,核心移民接受國與移民輸出國之間形成了緊密而穩定的紐帶,由此導致后續的大規模移民。

二、經濟全球化中生產要素變化的新現象與新趨勢

在現代國際經濟學理論中,要素稟賦差異對國際貿易動因、貿易模式、貿易收益分配等重大問題的解釋力有所下降,但要素結構、要素流動及收益分配等仍然是經濟研究領域中的重要命題。同時,隨著全球化進程不斷推進,要素跨境流動與空間布局、要素異質性及結構升級、要素收益分配與跨部門流動等方面逐漸呈現出一些新現象與新趨勢。

(一)要素的流動性與風險防范顯著增強

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全球或區域性的商品、服務、資本和勞動力市場加快整合和一體化,由此推動了生產要素的大規模跨境流動,以貿易投資為載體,要素跨境流動的自由化、便利化和規則一體化特征日益明顯。

首先,各國貿易與投資壁壘的大幅降低、雙邊與多邊貿易投資協定的簽署,大大促進了要素跨境流動的自由化。根據WTO的《世界貿易統計年鑒》(2019)顯示,近年來世界各國的適用最惠國關稅率平均水平由2006年的10.2%下滑至2018年的9.0%,其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分別從5.6%和9.5%降低為4.3%和8.4%的水平。在國際投資方面,截至2018年年底,全球總共簽署了3317項國際投資協定(包括2932項雙邊投資條約和385項含投資規定的條約),其中2658項國際投資協定在實行中

資料來源于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

2019年報告:《世界投資報告2019》(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9)。。其次,經濟特區和自由貿易試驗區(Free Trade Zones,FTZs)的加快發展,顯著推動了要素跨境流動的便利化。據統計,目前全球147個經濟體共有近5400個經濟特區,還有500多個新經濟特區正在籌建中

資料來源于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

2019年報告:《世界投資報告2019》(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9)。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中國政府加快促進以投資貿易便利化為主要內容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營商環境的改善顯著降低了要素跨境流動的成本中國海關總署統計顯示,2019年12月,全國進口整體通關時間為36.7小時,較2017年壓縮 62.3%;出口整體通關時間為2.6小時,較2017年壓縮78.6%。人民網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0/0114/c1004-31547335.html。。最后,以“邊界后措施”領域為核心的第二代國際經貿規則更加強調規制融合,如知識產權、競爭政策、政府采購、環境標準等,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要素跨境流動的規則一體化。

然而,隨著要素跨境流動自由化、便利化和規則一體化進程加快,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系列安全與風險問題,包括商品流動帶來的全球經濟失衡及貿易摩擦,資本流入對東道國宏觀經濟穩定、企業成長及資源環境的影響,國際移民對遷入地就業、工資水平及社會穩定的影響,網絡信息、數據流動對國家信息安全的影響等等。為此,各國政府不約而同地加強了對要素跨境流動的風險控制和監管力度。如2018年,約55個國家和經濟體出臺了至少112項影響外國投資的政策措施,其中34%的措施引入了涉及國家安全、外資股權比例、原材料采購及雇工本土化等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新限制或條例。此外,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審查變得更加普遍,從2011年至2019年3月,各國至少對外國直接投資審查框架進行了41項重大修訂,至少有11個國家引入了新框架。大多數修訂是通過增加新的部門或活動、降低觸發門檻或擴展外國投資的定義等途徑,擴大了篩查規則的范圍同①。 。

(二)要素流量比要素存量更加重要

關于要素規模的度量通常有兩個維度,一是諸如資本、勞動力、土地稟賦等“要素存量”概念,二是貨物流轉、服務外包、資本流動、數據流量等“要素流量”概念。前者主要反映要素的靜態總量規模,后者則體現要素的動態速度。隨著要素流動的自由化、便利化不斷增強,要素流量的作用日益顯著,一些具有區位優勢的小國和地區以及大國的特定區域中心(hub)憑借在物流、資金流、人流、數據流等方面的巨大流量優勢,占據了交通運輸樞紐、國際貿易中心、物流倉儲集散地、離岸金融中心等重要地位。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幾類。

一是自由貿易港,如新加坡、中國香港等。由于享受特殊監管模式,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程度較高,貨物、境外資金、人員可自由進出,加之優惠的稅收政策與激勵,自由貿易港往往成為重要的國際貿易中心和物流運輸集散地。以新加坡為例,其憑借724平方千米土地、570萬人口,2018年完成出口貿易4130億美元和進口貿易3710億美元,分別占全球出口貿易額和進口貿易額的 2.1% 和1.9%,位列出口額排名第15位和進口額排名第16位。二是離岸金融中心,如倫敦等,因其享有充分的金融監管自由、較低的融資成本、優惠的稅收政策,故成為全球金融網絡中跨國資本集結和流動的樞紐。據估計,英美前100大上市公司中至少有80%在離岸金融中心設立了分支機構,而世界50%的跨境資產和負債通過離岸金融中心進行轉移(Garcia-Bernardo et al., 2017)。三是國際交通運輸樞紐,如埃及、巴拿馬等橫跨兩大洲的國家港口城市。以連接南北美洲、溝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巴拿馬運河為例,它使得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間的航程縮短了1萬多千米,從此其也成為世界上最繁忙的“黃金水道”。據統計,目前通過巴拿馬運河的貨物年總運量約為3億噸,占世界貿易總額的5%,巴拿馬也由此成為主要的國際航運中心之一,經濟發展水平連續多年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區領跑(曹廷,2017)。

(三)要素空間集聚日益顯著

在生產要素大規模流動的同時,某些特定區域憑借在地理區位、市場規模、生產配套、創新能力、營商環境等方面的優勢,吸引大量資本、技術、高級人才、管理等要素聚集,而眾多高級要素集聚催生的知識溢出和產業關聯對周邊生產要素又形成巨大的“虹吸效應”,由此形成諸如中心商務區、科技研發中心、采購中心、銷售中心等形式的總部經濟。

事實上,20世紀70年代以來迅速發展的以創新和服務為特征的總部經濟,主要分布在紐約、東京、倫敦等少數城市及周邊區域。以美國為例, 其總部經濟主要匯聚在以下幾個區域:一是以紐約總部城市為中心的美歐大西洋國際經濟區域;二是以洛杉磯總部城市為中心的環太平洋國家亞太經濟區域;三是以洛斯阿拉莫斯總部城市為中心的世界航天技術領域經濟區(盧超、陳震,2008)。以上地區匯集著世界上最頂尖的科技服務人才,最具活力和成長性的創新型企業,最為發達的金融保險、信息咨詢等商業服務業,成為全球科技創新樞紐和經濟增長引擎,其中,又以享有“硅谷”之稱的圣塔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最為典型。截至2016年,這片長約40千米、面積約1500平方千米的谷地聚集了50多位諾貝爾獎得主,上千名科學院和工程院院士,數以萬計的自然科學和工學博士,約39萬高端技術人員;吸引了全美近40%的風險投資,創造了上萬家科技型企業,其中包括惠普、蘋果、英特爾、施樂、思科、甲骨文、雅虎、谷歌、臉書、推特、特斯拉等眾多世界級公司;同時還孕育出了包括比爾·蓋茨、扎克伯格等一批世界級的企業家,成為世界范圍內創新和新經濟的代名詞。而高級要素集聚也使得硅谷的135萬從業人口創造了加州10%、美國1.34%的GDP,年新增專利技術占全美新增專利總量比重持續在10%以上(穆桂斌、黃敏,2018)。

(四)要素的異質性特征突出

相對于企業異質性,生產要素的異質性更加明顯,它不僅體現為要素自然屬性的不同,即使同一生產要素,在不同國家的內涵及作用也有顯著差別。

要素的異質性主要源于其生產率或成本差異。首先是勞動異質性。在對“里昂惕夫之謎”的解釋中,Leontief(1953)發現美國勞動力的生產效率相當于外國的3倍左右,隨著19世紀下半葉以來美國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速度加快,該比例不斷提升。根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WDI)數據庫統計核算,2018年美國按購買力平價折算的全員勞動生產率為世界平均水平的3.17倍、高收入國家的1.24倍、中等收入國家的4.37倍、中低收入國家的4.82倍和低收入國家的28.15倍。此外,按照受教育程度或技能水平的差異,勞動要素可以細分為技能勞動和非技能勞動。WIOD數據庫中的SEA賬戶(Socio Economic Accounts)把勞動要素劃分為高技能勞動、中技能勞動和低技能勞動三類。以美國為例,在2009年全社會勞動受雇傭時間中,三類勞動要素占比分別為34.55%、56.93%和8.52%。由此可見,由于勞動個體的技能水平及生產效率各異,勞動要素呈現出顯著的異質性特征。

其次是資本異質性。按照對技術進步及產出效率的貢獻差異,資本可分為“內嵌型技術進步”(embodied technical change,ETC)的投資和“非內嵌有體現型技術進步”(disembodied technical change)的投資(Hulten,1992;Greenwood et al., 1997)。正因為資本異質性的存在,不同類別投資創造的增長效應及技術進步效應表現出較大差別。例如,在1980—2004年各投入要素對GDP增長的貢獻中,中國設備物資資本和建筑資本分別占28.81%和20.66%,而設備資本ETC和非ETC分別占14.12%和21.21%。相比較而言,美國設備物資資本和建筑資本對GDP增長的貢獻為17.34%和10.64%,設備資本ETC和非ETC分別占18.17%和22.63%(黃先海、劉毅群,2008)。

(五) 新興生產要素不斷涌現

近年來,隨著科技進步,尤其是以人工智能、物聯網、3D打印和區塊鏈為代表的數字技術迅速發展,催生了數據和信息的新生產要素。2012年全球數字信息總量約為2.7萬億千兆字節,2016年數據量達16.1萬億千兆字節,預計到2025年將增長10倍,達到163萬億千兆字節(WTO,2018)。

在“萬物皆可數字化”的數字經濟時代,信息、數據、數字基礎設施等新生產要素的規模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否充分分享新一輪技術革命帶來的紅利。可以預計的是,在國家層面,由于巨大“數字鴻溝”的存在,數字發達國家與數字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差距將會進一步拉大。在企業層面,數字資源稟賦及其使用頻率通常與企業規模成正比,大企業在線銷售規模及份額總是高于小企業,數字化正導致大企業與小企業之間的兩極分化,尤其是市場份額差距的擴大。同樣,數字化發展將極大地提升數據庫管理員、網絡技術人員、軟件設計開發人員、規劃人員和大數據分析師等高技能崗位的需求,一大批高度常規化的工作,如制造業生產工人、數據錄入員、郵件分揀員、零售工人、行政助理以及書籍和音樂商店的工人等可能逐漸消失。因而,數字化技術能力差異還將進一步拉大不同技能勞動者的收入分配差距。

另一方面,以技術密集、數字密集為特征的新生產要素不斷涌現及在生產制造、倉儲物流、交割結算等環節的重要性凸顯,正日益重塑著比較優勢的來源。具體而言,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可能會進一步強化技術及資本要素的地位,廉價勞動力優勢將逐步被人工智能、3D打印機等先進技術削弱;貿易數字化使得偏遠地區更多參與全球生產和國際分工,傳統的地理區位及交通基礎設施優勢的重要性將有所下降;由于數字化和人工智能需要依托能耗較大的存儲設備、電力供應和冷卻系統,能源豐裕程度及其基礎設施建設變得更加重要根據Van Heddeghem等(2014)的估計,2012年通信網絡、個人計算機和數據中心占全球用電量的5%左右,這一數字自2007年以來增長了約20%。;數字技術進步及數字密集型產業發展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明顯,依托較大國內市場的企業通常具有更強的國際競爭力,市場規模將成為比較優勢的重要來源。此外,隨著數字經濟加快發展,數據流動監管、數據隱私和知識產權等問題日益突出,由此對政府監管和政策規制提出更高要求,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構建更加完善且與國際接軌的體制機制成為國際競爭力的主要體現。

(六)數字化和人工智能改變要素流動結構

數字技術及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在顯著降低運輸和物流成本、跨境成本、信息與交易成本的同時,對各國關于電子認證、消費者保護、數據隱私保護、網絡安全等邊界內措施的國際接軌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貿易成本降低和規制融合將推動貿易結構、貿易對象和貿易方式的改變,進而深刻影響要素流動結構,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貿易成本的降低不斷擴大可貿易品的范圍,服務貿易在全球貿易中的占比顯著提升。與此同時,服務貿易方式及結構出現新的變化,互聯網和在線平臺、移動應用等數字技術創新了遠程服務、共享經濟等服務提供方式,物流距離重要性的降低意味著商業存在模式將逐漸被跨境交付模式取代,在貿易結構方面表現為電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等數字化服務的增長速度遠遠快于旅行或運輸等傳統交易服務,2014年以來已經占據全球服務貿易的一半以上份額(WTO,2018)。在貨物貿易方面,數字技術在推動計算機、電信設備、半導體等信息技術部門快速增長的同時,將大大促進某些類別商品的貿易,包括以生鮮食品、時尚產品、急救醫療設備及全球供應鏈的中間投入品等為代表的對時間成本較為敏感的商品,以奢侈品、消費電子產品和食品等為主的需要權威認證的商品,以及運輸設備、專用設備等對合約履行更加依賴的商品。與此同時,書籍、報紙、錄像帶、DVD和音樂唱片、CD等可數字化商品的有形貿易將顯著下降,它們將被數字化形式的跨境交付服務貿易所取代根據《世界貿易報告2018年》統計顯示,2000年可數字化產品的進口額占全球總進口額比重為2.86%,而2016年該比重僅為0.8%。。

(七)數字技術及COVID-19疫情增加要素流動的不確定性

從中長期而言,數字技術對全球價值鏈分工及其區位布局的影響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數字技術的發展極大地提高了計算機、研發、廣告、電信、金融等生產性服務規模及質量,降低了協調管理全球供應鏈的成本,由此推動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二是人工智能、3D打印的逐漸完善使得生產制造成本大幅縮減,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業生產外包的動力進而導致價值鏈環節的縮短。此外,從大規模生產到大規模定制,生產組織的根本變化也將對全球價值鏈貿易產生重大影響,長而復雜的全球價值鏈往往不能提供必要的靈活性來適應不斷變化的需求條件。隨著生產活動更多地在大型市場或創新中心附近開展,全球價值鏈可能會隨之縮短。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短期內沖擊著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不可避免地對要素流動及流向產生重大影響。具體而言,COVID-19首先限制了“人”的流動,自然殃及與人流密集相關的旅游、航空運輸、住宿餐飲、零售等服務業。其次,隨著新冠肺炎的進一步蔓延,各國在嚴格控制人口流動的同時,紛紛采取停航停運或禁止進口貿易等形式控制貨物流動。此外,由于擔心全球的資源緊缺,許多國家啟動對醫療物資、糧食、礦產品、能源等的出口管制。可以預見的是,COVID-19導致短期內全球供應鏈的斷裂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在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上半年得到控制的假設下,COVID-19將導致全球GVC出口附加值下降0.065%,而在2020年全年流行的假設下,全球GVC出口附加值將下降0.195%。將嚴重影響要素的跨境流動規模及速度,為保障上游配套供應及下游市場需求,除了更加重視通過數字化產品、數字化傳輸、數字化平臺的開發和利用,有效與便捷地解決貿易在時間與空間的分離問題外,各國將更多地通過開展國內價值鏈分工來尋求國內替代。由此,以數字化技術為載體的要素流動及國內(尤其是大國內部)區域間要素流動的規模和速度將迅速增長。

(八)要素收益分配問題重要性凸顯

21世紀以來,全球范圍內的收入不平等日趨嚴重。根據世界不平等研究機構(World Inequality Lab)發布的《世界不平均報告》(2018)顯示,自1980年以來,占世界人口1%的最富有階層的收入增長占總增長的27%,而占比50%的最貧困階層收入增長僅占總增長的13%,位于兩組間的中產階層收入增長非常緩慢,表明全球收入差距有擴大的趨勢。

具體而言,收入不平等加劇集中表現為不同要素所有者之間收入差距的拉大。在全球價值鏈分工條件下,低流動性要素由于貿易投資而變得可替代性增強,價格需求彈性提高決定了工人議價能力的減弱,因而全球化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擴大了國內高流動性要素與低流動性要素的收入差距(羅德里克,2000)。以美國為例,在20世紀70年代,102家大公司主管的年平均收入以今天的美元價值折算相當于120萬美元,是當時整個美國經濟體中普通全職工人工資的40倍。但在21世紀初,各大公司CEO的平均年薪超過900萬美元,是普通工人工資的367倍(克魯格曼,2008)。另根據WIOD數據庫中的SEA賬戶(Socio Economic Accounts)數據核算,美國制造部門產出中勞動報酬占比由2000年的56.47%下降為2014年的45.1%,而資本報酬占比則從43.53%持續上升到54.9%。此外,按勞動技能分類的勞動報酬來看,2000年高技能、中技能和低技能勞動力的時薪分別為28.59美元、16.36美元和11.62美元,到2009年增長至50.52美元、26.5美元和16.71美元,表明不同技能勞動者的收入差距出現明顯擴大趨勢。

(九)要素的國內調整與流動加快

經濟全球化推動要素大規模跨境流動的同時,主權國境內的要素調整和流動也日益加快,具體而言,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生產要素的國內跨區域流動與空間集聚。由于地理區位、市場規模、人力資本、基礎設施等差異,經濟增長體現出要素在某特定區域集聚的內生動力,該機制在國際貿易和投資飛速發展的條件下得到進一步強化。以中國為例,隨著融入國際分工步伐的加快,東部沿海地區通過積極承接國外產業轉移大力發展以出口加工為特征的開放型經濟,在大量集聚資金、技術、人才等國外高級要素的同時,也吸引了中西部地區生產要素的匯集。根據《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的數據統計,1997年東部沿海地區參照許政等(2010)、陸銘和向寬虎(2012) 的思路,以省會城市距三大港口(天津、上海和香港)的最近距離來衡量該地區的地理區位,距三大港口500千米以內的定義為沿海地區,500千米以外的則定義為內陸地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就業人數、流動資產和固定資產凈值占比分別為42.84%、49.9%和51.75%,2007年迅速增長至65.43%、66.81%和56.58%。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東部沿海地區的部分生產制造環節正在逐步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如重慶以電子信息產業和汽車產業為增長動力,吸引了包括京東方、富士康、北京現代等一批全球一流企業,形成了“5家筆電品牌商+6家代工企業+860家配套企業”的筆電產業群,以長安為龍頭、10家整車企業為重點、1000家配套企業的“1+10+1000”全國最大的汽車生產基地。目前,全球每3臺筆記本電腦就有1臺重慶造,全球每9輛汽車中就有1輛重慶造。,2019年東部沿海地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就業人數、流動資產和固定資產凈值占比分別回落至60.87%、62.01%和47.92%,一定程度上表明中西部地區生產要素向東部流動的勢頭有所緩解。

其次是生產要素的跨行業及行業內調整和轉移。市場經濟的優勝劣汰機制推動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更多地流向生產效率、要素報酬較高的行業或企業。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市場規模擴大及競爭激化顯著加強了資源再配置效應,生產要素的跨行業及行業內調整和轉移速度進一步加快。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放型經濟的發展歷程實際上也是農業勞動力不斷向制造部門和服務部門轉移的過程。《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1992年中國三大產業就業人數分別為3.87億、1.44億和1.31億,到2018年農業就業人數下降為2.03億,而第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增至2.14億和3.59億。與此同時,制造業內部也出現了顯著的勞動力跨行業轉移,具有明顯出口導向和較高技術密集度的機電及高新技術部門日益受到勞動者青睞。根據《中國工業統計年鑒》數據統計,1992年就業人數占比最高的為紡織部門(19.15%),其次分別是通用及專用設備制造部門(16.19%)和非金屬礦物制品部門(11.66%),到2017年,就業人數占比前三的制造部門分別為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部門(15.87%),紡織部門(14.94%)和交通運輸設備制造部門(10.25%)。

三、國際要素分工、要素流動與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市場邊界的擴大推動了勞動分工不斷深化。不同于以往北方國家生產制造品、南方國家提供初級產品的產業間分工,及稟賦相近國家相互提供同類產品為特征的產業內分工,當前的國際生產體系更多體現出工序切片化和任務分割的特征,即各分工參與國充分發揮要素比較優勢融入國際分工,按照其對生產價值鏈條的貢獻程度共同分享資源整合帶來的全球化紅利。因而,全球價值鏈分工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國際要素分工”(張二震、方勇,2005)或“要素合作型國際專業化”(張幼文,2005)形式。

國際要素分工條件下,當代全球經濟與貿易的生產、技術、商業和組織模式都發生了迅速變革。國際競爭方式從“各國生產、全球銷售”轉變為“全球生產、全球銷售”,從在整個產業上的競爭轉變為在產品某個環節、任務和功能上的競爭,從要素存量競爭轉變為要素流量競爭,從區位優勢競爭轉變為供應鏈的網絡外部性競爭,從要素和市場競爭轉向資產與營商環境競爭。此外,新一代信息技術、智能制造等技術革新日新月異,跨境電子商務和“互聯網+”等商業模式變革風起云涌,垂直專業化、外包、合同制造等生產組織模式變革層出不窮。這些變化給后進國帶來了更多的趕超與成功的機遇,但同時也對精明、靈活與富有彈性的政策反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盛斌,2015)。經過改革開放40年來的努力奮斗,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關鍵時期。面對國際要素分工中生產要素的新變化及要素流動新趨勢,應適時調整政策方略,促進國內要素培育和升級,改善要素流動的國內制度環境,調節國內要素收入分配,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一)更加重視國內要素收益分配

迄今為止發展的四代貿易理論表明,貿易在促進全球和某一國總體福利與資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同時,會產生明顯的收入分配效應,且這種影響隨著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的深入發展愈發顯著。具體而言,主要表現為:貿易對勞動技能溢價(熟練勞動力相對非熟練勞動力的工資比率)的沖擊影響持續存在,并隨時間不斷增大;貿易對就業的沖擊在一定條件下會比對工資的沖擊更顯著,該影響在工資剛性與黏性的情況下尤為明顯;離岸外包及中間品貿易導致對高技能工人的需求激增,對低技能工人需求則明顯減少(盛斌、黎峰,2020)。

通過深度嵌入全球價值鏈分工大力發展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和出口大國、第二大進口國、最大的引進外資國和第三大對外投資國。然而,擴大開放的同時,國內的收入分配問題日益嚴重,主要表現為勞動報酬占比相對下降,行業間及行業內工資差距逐漸拉大中國勞動收入占整個國民收入的比重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曾達到55%左右的最高水平,隨著參與國際分工程度加深,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到2008年下降到低于50%的最低點。與此同時,行業間工資收入差距也呈現出擴大態勢,根據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統計顯示,1999年中國制造業部門間最高工資差距(平均工資最高部門/平均工資最低部門)為2.84倍,2007年擴大為5倍。在行業內工資差距方面,以出口占比較大的紡織業及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為例,1999年行業內企業從業人員平均工資的標準差分別為10 170元和7 476元,2007年則增長至32 729元和26 401元。 。因而,在繼續融入全球化以推動生產和出口規模擴大,增進消費者產品多樣性的同時,應更加重視與著力緩解因開放而導致的國內收入分配問題。為此,應有針對性地設計和探索建立適當的貿易開放利益救濟與補償機制,對于受到同類或直接競爭產品進口沖擊,或其出口產品在主要目標國家或地區遭遇貿易摩擦及其他貿易壁壘的企業,應在市場推廣、檢測認證、國際市場營銷、產品設計研發、信息化水平提升、風險管理咨詢及培訓、出口信用保險、供應鏈管理及融資、人員培訓等方面給予協助;而對于因進口沖擊、貿易摩擦導致的工人失業及收入水平下降,應量身定制培訓和再培訓計劃,包括提升信息技術和通信技術能力,提供技能證書、職業指導、咨詢服務、創業促進等,尤其是對農民、中低技能者、婦女等弱勢群體應推出支持與激勵措施,如工作補助、雇主聘用激勵、流動津貼、生存或培訓津貼等。

(二)更加重視要素自由流動

國際要素分工和要素更自由流動條件下,要素稟賦已不再是Ohlin(1933)所描述“上帝的恩賜”的靜態結構,通過集聚外部高級要素及其產生的溢出效應,有助于實現國內要素稟賦結構的動態升級。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不僅面臨資金、外匯的“雙缺口”,技術、人才等高級要素也嚴重缺乏,屬于典型的勞動密集型國家。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成功抓住了一波國際產業大轉移的黃金機遇,以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為載體集聚了大規模國外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等高級要素。在此基礎上,通過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配套促進國內勞動力、自然資源等要素與國外高級要素相結合,通過技術外溢及“干中學”效應推動國內要素稟賦升級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2017年中國當年實際利用外資規模為1340億美元,而對外直接投資為1580億美元,表明中國已經由資本凈流入國發展成為資本凈流出國。另據《國際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每百萬人中研究人員數為1205.7人,雖不及美國(4256.3人)、日本(5210人)、德國(4878.3人)等發達國家水平,但與墨西哥(244.2人)、巴西(881.4人)、南非(493.7人)、印度尼西亞(179.2人)等新興經濟體國家相比,在科技要素方面仍表現出明顯的優勢。 。隨著綜合國力的顯著增強,中國應更加重視和發揮要素流動對資源配置及生產效率提升的作用,繼續推動要素流動型開放。首先,逐步擴大外資準入領域的同時,進一步推進投資自由化與便利化水平,打造更有吸引力的國際營商環境,保護外商投資的合法權益。其次,持續釋放國內市場潛力和擴大進口空間,進一步降低關稅,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削減進口環節的制度性成本,加快跨境電子商務等新業態新模式發展。最后,以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建設為抓手,將更多的國內優勢產業和優勢技術(如高鐵、電力、能源、電信等)通過國際經貿合作的方式向國際市場推廣。此外,在推動要素跨境流動的同時,應進一步加快國內要素的跨區域流動,特別是消除扭曲性、歧視性與隱蔽性的區域市場壁壘,打破行政性壟斷,堅決破除地方保護主義,打破阻礙勞動力流動的不合理壁壘,促進人力資源優化配置。

(三)更加重視要素的制度差異

國際要素分工的深入大大推動了全球市場的深度融合,以關稅、配額、許可證等為特征的市場準入已不再是國際經貿規則談判的主題,取而代之的是以知識產權、環境、勞工等為重點的標準一致化,以競爭政策、投資、國有企業、政府采購等為中心的競爭一致化,以及以法治、反腐敗、監管協同等為內容的監管一致化。以規制融合和監管一致化為特征的新一代貿易政策體系成為影響要素跨境流動規模及速度的重要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程度的加深顯著推動了國內體制機制改革進程。據WTO統計,1999—2003年間中國共計修訂17項法律,簽發、修訂、廢除63項中央行政法規,廢止34項國務院法令;2001年9月—2003年7月間,共計修訂或廢除196453項省、市、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法規、條例及政策(WTO,2006),形成了與國際慣例并軌的涉外經濟體制。然而,與數字經濟時代的開放發展新要求及以“邊境后措施”為特征的國際經貿新規則相比,中國現行國內制度和法規仍存在不小的改革和創新空間,尤其是在知識產權、服務貿易、政府采購、競爭政策、國有企業、數字貿易、環境保護等領域。為此,應以先易后難、先大后小、先重后輕的方式推進重點與優先議題和領域的深化改革。一是有關貿易便利化的改革,如“單一窗口”、電子口岸和實施《WTO貿易便利化協定》等;二是有關投資便利化的改革,如外資準入的“負面清單”管理、事中事后監管、行政審批制改革等;三是對已建立的自貿試驗區進行制度創新升級,加快成熟成果的復制、推廣,并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進行壓力測試與風險測試;四是全力推進“一帶一路”實施,包括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經貿產業園區和國際產能合作;五是促進跨境電子商務發展,包括構建全球電子商務平臺與規則、鼓勵中國電商“走出去”等;六是在國際層面全面參與 WTO 服務貿易協定(TiSA)和環境產品協定(EPA)復邊談判,積極考慮加入CPTPP(盛斌、黎峰,2017)。

(四)更加重視要素質量升級

為降低生產成本,發達國家把全球價值鏈中的非核心生產環節轉移到勞動成本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國內則保留專業化從事研發、設計、銷售等知識密集型核心生產環節,由此導致的生產效率差距拉大可能使得比較優勢進一步固化。可見,全球價值鏈分工更多體現為一種國際要素分工,要素稟賦結構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各國的全球價值鏈定位,高級要素培育基礎上的要素升級是尋求全球價值鏈攀升的關鍵所在。

充分發揮生產成本和優惠政策優勢,通過積極承接發達國家的生產制造環節轉移,以“世界工廠”的定位嵌入國際生產分工體系,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放型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然而全球價值鏈的低端鎖定導致出口附加值偏低、國內資源環境成本較高、國際貿易摩擦加劇等問題日益嚴重。如何通過國內高級要素培育推動產業部門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是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為此,第一應重點針對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3D打印、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發展前沿,切實加大人力資本培育力度,通過產學研結合、職業培訓、再教育等途徑提升勞動者適應數字化應用技能,變勞動力成本優勢為數字人才優勢。同時,繼續加大基礎設施尤其是以5G網絡和數據中心為重點的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投資,進一步加快互聯網和移動終端的普及,加快發展以“互聯網+”為特征的平臺經濟,推動信息、數據等數字要素的積累和發展。第二,著力改善國內營商環境,依托國內市場規模優勢大力吸引跨國公司中高端生產環節轉移,以集聚國外高級生產要素,通過外向型配套和“干中學”推動國內要素稟賦結構提升。第三,優化對外直接投資布局和進口結構,繼續加大對發達國家高科技生產領域、中高端價值鏈環節的直接投資和進口力度,通過要素購買方式獲取高級生產要素。第四,依托國內市場潛力積極開展國內價值鏈分工,充分發揮區域間專業化分工的技術溢出效應,培育內資龍頭企業,打造國內自主品牌和產品、提升中間品國內配套能力,形成以國內市場為主的新發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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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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