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年代,大家為什么愛去法國留學

2021-09-25 09:08尤蕾
讀者 2021年20期
關鍵詞:居里夫人

尤蕾

1920年6月25日,陳公培從上海坐船前往法國馬賽。他隨身攜帶的,除了陳獨秀給留法勤工儉學的長子陳延年的一封家書,還有一份剛剛擬出的黨綱草案。

100年前,馬賽是大多數留法勤工儉學生到達法國的第一站,他們在這里下船,開始自己在法國的學習和生活。

1919年春天到1921年1月,共有20批總計1800多名留法勤工儉學生以同樣的方式漂洋過海。幾十年后,他們之中出現了新中國的總理、共和國的元帥、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紀錄片《留法歲月》拍攝到大量珍貴史料,試圖通過重返歷史現場,還原歷史人物,真實再現留法學子在法國的歷程。

他們是當時的“后浪”。在那個以啟蒙和革命為主流的大變革時代,留法學子們遠離祖國,在法蘭西這片土地上,上演了諸多關于個人與時代、當下與未來、夢想與奮斗的故事。

站在新世界的入口

對于這場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留法歲月》制片人、總撰稿池建新反復提起一個名字:李石曾。1902年,清朝重臣李鴻藻之子李石曾赴法留學,成為中國留法學生第一人。在巴黎,李石曾創辦華法教育會,成立中國豆腐公司,在華工中實行“以工儉學”。在國內,他在北京建立“留法儉學會”,在保定布里村創辦“留法工藝學校”,在育德中學設立“留法高等工藝預備班”。

“正辟留學途徑,造福貧寒子弟”,這些舉動猛烈沖擊著中國幾千年文化教育的舊傳統,打破了只有權貴官宦子弟能夠出洋留學的慣例。1919年3月開啟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只需要留學生自籌400塊大洋”。

這使得平民青年獲得了絕佳的改變命運的機會。同時,中國社會的劇烈變化與青年對于新思想的追隨,也與此前歐美社會變革的余波相承接。19世紀以來,歐洲發生了連番遞變——貴族逐漸沒落,工人規模壯大,知識分子提出變革主張,推行義務教育,培養工黨骨干,工人運動迭起。

從歐美傳導至中國的帶有濃厚理想色彩的思想,再加上五四運動的推廣,為苦于尋求出路的中國平民青年提供了改造社會的方向。五四運動不少活動分子或領袖成了勤工儉學生。鄭超麟就曾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們一定同我一樣,想飛,想走出本省,甚至本國;但也一定是同我一樣沒有‘翅膀去飛。勤工儉學的呼號,絕不是對著曠野叫喊的。”

民國初年,工讀思想、“勞工神圣”思想同步并進,互為表里,結合青年熱切的留學愿望,推動了留法勤工儉學大潮的出現。

在巴黎,生平第一次見到地鐵的農家青年何長工,仿佛站在新世界的入口。他驚異于經過塞納河的地下電車從河底駛向地面的感覺,“一下由水晶宮翻到了南天門”。

每隔兩個月,華法教育會就會安排專人在馬賽港迎接勤工儉學生,之后便安排他們去不同的地方工作和學習。

王若飛在日記中記錄了自己在圣夏門鋼鐵廠一天的生活:作為翻砂工,每天上午要完成四個半小時高強度工作,在一小時的午餐時間里見縫插針地讀半小時書,下午繼續做工。李維漢與李富春成立了“勤工儉學勵進會”,倡導共同存錢、共同支持、共同讀報等;同在圣夏門鋼鐵廠做工的李立三則開始有意識地觀察法國社會、研究法國工人,他的師父是法國共產黨員,也是李立三共產主義信仰的啟蒙者。

走向革命之路

在《留法歲月》中,我們看到以新聞報道與歷史照片重現第一批留法勤工儉學生從上海駛向法國的一幕,那是在1919年的春天。

在記錄這一歷史瞬間的新聞照片中,有一位站在最后一排的高大青年,他是第一次來上海的毛澤東。毛澤東所在的新民學會,是湖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發源地和大本營。在新民學會的推動下,當時的湖南省,尤其是在長沙,掀起了一股留法勤工儉學的高潮。據公開資料顯示,在1800多名留法勤工儉學生中,有400人來自湖南,人數僅次于四川學生。作為湖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組織者,毛澤東專程從北京趕到上海,參加這次歡送會。

1920年6月,為組織革命活動、資助一部分在法留學的同志,毛澤東曾向章士釗借款2萬銀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每年農歷正月初二,毛澤東都會拿自己的稿費償還這筆借款,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還清。

留法勤工儉學生中,有一部分先進分子走上了革命之路,其中約400人先后加入中國共產黨。蔡和森就是其中一位。

《留法歲月》重訪了蔡和森的露天“教室”——杜吉公園,用繪畫的方式重現了他初到此地的那個冬天的情景。蔡和森常常帶著一本字典,讀書、看報,自學法語。僅半年時間,《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的重要章節,就被蔡和森翻譯成中文。“猛看猛譯”馬列主義著作,使他越發堅定了用馬克思主義思想拯救中國的信念。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對中國革命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為中國共產黨培育了一批實踐者與領路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陳毅、聶榮臻等都是該運動的組織者與參與者。

回國后,蔡和森、陳毅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事實上,參加過“爭回里昂中法大學”運動的學生,很多都加入了共產黨,投身國內大革命。

留在法國的勤工儉學生經過“爭回里昂中法大學”運動,思想上也發生了重大轉變,開始重新思考留學的意義:趙世炎徹底放棄了做工、讀書的夢想,開始對馬克思主義道路的未來進行深入思考;而在趙世炎的影響下,起初的無政府主義者陳延年等亦開始信仰共產主義……

此時,留法勤工儉學生在人生道路上不斷求索,在革命思想上日臻成熟,一代覺醒青年的形象呼之欲出。這群青年找到了屬于他們的赤光。

巴黎十三區,1922年至1924年,周恩來曾住在這里的一家小旅館,房間很小,放著一張單人床。1922年,趙世炎、周恩來等發起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次年創辦《少年》雜志,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改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周恩來任書記。開會、辦刊,就在周恩來這個小房間里。1923年6月加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鄧小平負責刻蠟版、油印,晚上無法回住所時,經常在這里打地鋪。1924年7月,鄧小平接手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領導工作,而《少年》也已改名為《赤光》。

在與法蘭西遠隔重洋的中國,《向導》與《赤光》遙相呼應,而那些曾經留法的勤工儉學生已經成為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的中堅和主力。這是一代青年在時代的召喚下做出的選擇。

師夷長技,科學救國

《留法歲月》全景式地呈現了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兩條主要脈絡——革命與學術。二者并行不悖,無論是堅定信仰共產主義的革命者,還是懷揣科學救國理想的科學泰斗和專家學者,都對中國的未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拍攝過程中,《留法歲月》團隊找到了大批科學家、藝術家的檔案。提及此,讓池建新感到遺憾的是,他們中的大多數并不為人所知,受篇幅所限,片子也未能將他們的故事盡數呈現,“我們也不知道大多數人后來去了哪里”。即便如此,池建新仍覺得,他們那一代青年的精神與信仰在今天彌足珍貴。

回到20世紀初,這些青年出發時的那個中國,是那么積貧積弱,他們迫切希望實現實業救國、科學救國的理想。后來成為元帥的聶榮臻,在“爭回里昂中法大學”斗爭失敗后,仍抱定勤工儉學的初衷,到比利時尋求進入大學的機會。1922年,他通過沙勒羅瓦勞動大學的考試,進入化學工程系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被任命為副總理,主管科學技術工作。

居里博物館中,唯一的中國面孔出現在一張老照片上,那位在居里實驗室工作的中國人就是鄭大章。他是1920年4月留法的勤工儉學生,是居里夫人第一位正式的中國學生,也是世界放射性化學領域的第一個中國人。后來,他成為中國放射性化學的奠基者。

歷史像一張由人與事織就的大網,從一個點發散開去,總能看到每個點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密密麻麻,盤根錯節。

鄭大章師從居里夫人時,可能從未想過,自己就此開啟了中國科學家與居里家族的友誼之門。居里夫人曾經給里昂中法大學寫信,幫助鄭大章爭取延期獎學金;博士論文寫成后,鄭大章決定把它獻給居里夫人。

1927年以后,里昂中法大學成為留法勤工儉學生重要的求學平臺,除了鄭大章,中國細胞生物學及實驗生物學奠基人、中國科學院院士朱洗,植物學家林镕,化學家趙雁來,文學家張若名等都是受益人。一部留法史,半個科學院。北平研究院(中國科學院前身)成為留法勤工儉學生踐行科學報國信念的主要去處。

居里實驗室在1947年又迎來一位中國留學生,他就是楊承宗(鄭大章的學生)。仍舊是受到嚴濟慈的推薦,楊承宗師從居里夫人的女兒伊雷娜·居里。4年后,楊承宗即將博士畢業,伊雷娜·居里在舉辦的慶祝儀式上舉杯表示——“為了中國的放射化學干杯”。

居里實驗室的后花園,是1934年鄭大章與老師居里夫人告別的地方,17年后,伊雷娜·居里同樣在這里送別楊承宗,并對他說:“你回去轉告毛澤東,你們要保衛和平,要反對原子彈,就要自己有原子彈。你們有自己的科學家。”

回國后,楊承宗為中國開啟放射性化學研究。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所用的鈾原料,就是他帶領的團隊提取的。而領導原子彈研制的總指揮,正是曾經的留法勤工儉學生聶榮臻。

《留法歲月》這部文獻歷史紀錄片,將青年個體嵌入時代發展的洪流,讓個人選擇與歷史趨勢不斷交織,在勤工儉學的大主題之下,最終完成了群像描摹。在池建新看來,中國知識分子身上從不缺乏家國情懷與堅定信仰。這一點在留法勤工儉學生這個群體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片中有一個意味深長的場景:鏡頭匆匆掃過曾赴法勤工儉學、曾任湖南省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的汪澤楷墓碑上的碑文——“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

(秋水長天摘自微信公眾號“新周刊”,李 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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