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之一英里

2021-09-17 01:44凌嵐
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 2021年9期
關鍵詞:西西

兩個完全陌生的中國女人,在午夜寒冷的法拉盛街頭擦肩而過,伴隨黎明而來的是其中一個女子的死訊。那些曾經出現在我們身邊的如花兒般綻放的生命,因何隕落?因何永生?

法拉盛有許多理發店,但被稱為發廊一條街的只有那么一處,在四十街,起先我并不明白為什么。

四十街與緬街垂直,它有著紐約街道的標準長度,四分之一英里。那條街上的樓基本都是一個高度,三層或者四層樓,方方正正的形狀,建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發廊都在二樓或者三樓。一樓是旅行社、公證處、保姆介紹所,或者是沿街擺的賣雜貨和海產干貨的攤子。要進發廊,必須穿過一個光線很暗的宅門,上樓得走很陡的樓梯。等走到二樓,左手右手兩家發廊,繼續走上三樓,還是左手右手兩家發廊。樓道很暗,發廊邊寫著小廣告,比如“駕校在三樓”。發廊一條街上這種走上去的窄門一共只有兩個,總共有幾家發廊,不知道為什么會叫“一條街”。

移民到紐約前,我在南京一直有到發廊洗剪吹的習慣。感覺這般操作后,等于做了一個小SPA,頭臉靚麗,人精神很多。所以第一次在法拉盛的小公司領了工資,為了犒勞自己,想照搬舊習慣也去吹一次頭發。我中午請了一小時假,興沖沖地跑到發廊一條街,挑了一家開門的,騰騰地上樓,看到夢幻發廊的牌子,就走了進去。那是一個小屋子,站了幾個年輕漂亮的妹子,見我進門,她們有點詫異,其中一個反應快,說要剪頭發嗎?我們的理發師傅下班了,您換一家吧。這么著,不到一分鐘,我又騰騰地下樓來。出了窄門回到四十街,我鬧不清楚剛才是怎么回事,好像走進什么不應該去的地方,心咚咚地跳,回頭看看那個小窄門,中午的太陽直射下來,越發顯得那個門里很暗,暗到幾乎看不清里面的樓梯。左右都是小辦公室和商鋪,大白天也開著燈,貨品擺在明處,清清楚楚。

這發廊不是那發廊,我這個初到皇后區的新移民不懂,不能怪我。走在那條街上,頭頂的天空常常有大型噴氣客機,幾乎貼著樓頂飛過,低到可以看清飛機腹部那些藏有起落架的緊緊關著的小孔。這里離一個超繁忙的國際機場只有幾分鐘的路。法拉盛好像是機場跑道延伸出來的一塊飛地。從那里乘坐客機出門旅行或者歸來的人,在起飛或者降落的那幾分鐘里,若是從飛機的小窗往下看紐約皇后區密密麻麻的街道,積木一樣的小樓,多半就是這里。每每我看到頭頂飛過的大型客機,空中巴士、波音,我都會不由自主地幻想著神仙降落。其實幾年前,我也曾是這些降落凡間的神仙中一員。對于海關,我們有另外一個名字——移民,非法的、合法的。

一年之后我開始有點明白這些街頭“政治”了——每天下午三四點鐘開始,四十街的路上準會站著幾個穿裙的女人,她們都用少女風的化名,西西、拉拉、琪琪、悠悠、詹妮……她們的裝束也差不多,染過的長發扎成馬尾巴,前簾留著亂妝一樣的劉海。除此以外,她們真不能算花枝招展。四十街和緬街相交的路口開始,她們每一個人相隔七八米站著,從來不會成群結隊。第一次注意到她們,是在3月。那天倒春寒,刮大風,氣溫突然降了十幾度,路上的人都有備而來,幾乎都穿著臃腫的羽絨夾克。四十街路上的女人們還是穿毛呢短裙,里面套上一條深色緊身褲,那樣的打扮乍一看像時髦的白領女郎,office lady。有時其中一個會裝成路上的行人,在街上走來走去。遇到看中的行人,她們會用普通話或者英語上前問上一句,要按摩嗎?先生要按摩嗎?那普通話帶的口音,像春晚上演小品的喜劇演員。站在街頭那個,身材瘦丁丁的,遠看苗條,近看超過五十歲。她“愛嘮嗑”,偶爾跟行人聊幾句,涂著大紅口紅的薄嘴唇之間露出灰白色的牙齒。路上沒有人的時候,她們會靠在路邊放水果蔬菜的木架邊刷手機,或者抽一種韓國走私來的香煙。那種香煙比美國煙便宜不少。

這些女人在四十街上風雨無阻,唯有一種情況,會讓她們從街上消失,那是一輛黑色的雪佛蘭轎車停在街頭,里頭坐著一個穿運動服的大塊頭男人。他坐在熄了火的車上一動不動,即便是額頭上沒有寫字,這里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便衣警察。在法拉盛晃久了,你會毫不猶豫地認出哪些人屬于便衣警察,哪些人就是無所事事的混混。這兩類人都愛到餅屋買一杯咖啡帶一個甜甜圈。

四十街其實有挺好的飯館兒,比如豫園,新開的火鍋店和過橋米線鋪。街角有家“大口福”排檔,好吃且便宜。最便宜的中餐套餐只要4.99美元,兩菜一湯,還帶一個幸運餅。那家餐館門口永遠有各種膚色的人排隊。旁邊一家廣東人開的餅屋店面很小,店名卻很豪氣,“大三元”,賣老婆餅、拿破侖糕,也賣肉松包,老婆餅出爐時有股好聞的香味。自從我看懂路上那些女人的營生,我就怕到那里去,尤其在晚上。我怕在路上看到那些人,看到心里會痛。晚上若是加班,我寧可多走點路,穿過緬街到香港超市那一帶去吃飯。

11月,紐約的天黑得很早,到下午五點天已經漆黑了,好像深夜一樣。天一黑人就松弛下來,就想下班回家,但11月是進出口業最忙的季節,大多數集裝箱都是定的這個時間進港。這一天下班前,紐約的海關總局突然來通知,一只從張家港發來的集裝箱船,其中有新鮮花椒不能入境,全船物品必須打回原地。我忙跟新澤西那邊的公司總部問到底出了什么事。那船貨有上百家公司的拼單,忙了很久也沒有理清其中的頭緒,這期間還要對付十幾個不同公司打來的電話。

這船東西里真有鮮花椒嗎?我給國內的發貨商打電話,對方在電話里賭咒發誓說怎么可能有鮮花椒?花椒采下來幾個小時就成干花椒了,這是常識嘛!你們不要總這么刁難我們好不好!

又不是我卡你不放行,我剛剛接到通知,我傳給你看行吧?對方說,不用了,就是發發牢騷,在花椒上栽了多少跟頭啊。我說大不了同意70攝氏度熱消毒唄。電話那邊長嘆一聲,說:70度消毒!說得輕巧,又要增加多少成本,再加上拆裝費用,這筆單絕對賠本。我安慰對方,再多給點時間,也許能跟美國海關科普清楚了。

小艾在一邊撇撇嘴,那鄙夷的表情,她的內心獨白我知道——要是真能解釋清楚,過去三十年美國就不會禁花椒了!特么中餐館偷偷藏花椒,偷偷用花椒,把這種普通的調味品搞得跟毒品一樣,雞同鴨講!

蕓香科植物中的花椒作為調味品從來都是干花椒,這也是為什么進口美國的花椒從來沒有查出帶柑橘潰瘍菌。一想到明天又要跟海關聲嘶力竭地解釋,我就想撞墻。紐約海關會說,美國是柑橘大國,若是真帶進柑橘潰瘍菌,那就成千古罪人,把美國一大產業都毀了,比如2002年……這些老生常談,從來都是扯皮。2002年那次并不是中國花椒帶來的霉菌好不好!這些話在我腦海中鬧哄哄地響著,好像蛤蟆坑。我在電話上講了好久,等放下電話,已經近晚上十點了。除了下午五點鐘的時候吃了一個“美心”的葡式蛋撻一杯奶茶,到現在都沒吃晚飯。我突然餓得眼冒金星,決定出門買吃的,歇一歇,再回來理這團蕓香科的亂麻。

出了公司大樓,這個時間點法拉盛大部分餐館都已經關門打烊。要吃飯只能去四十街。幾輛警車從身邊呼嘯著開過去,接著是救護車。一股黑色的風,帶著猛烈的金屬一樣的氣味,幾乎把我掀倒。我本能地在路邊站住,想等警察過去以后再前行,結果一批警車后又來了幾輛警車,大隊人馬云集的架勢。這些警力似乎跟我走的是同一個方向,我走到下一個街區,已經看到前面路口警燈在狂閃,那個藍白兩色的車頂燈快速地轉動閃耀著,刺破夜里街上的安靜,看得讓人無故地害怕。周圍的空氣仿佛稀薄起來,我覺得渾身的肌肉都像缺氧一樣痛,但還是堅持走到下一個街口,那里的路已經封住。我轉上緬街,往凱辛娜大道,那里有一家哥倫比亞人開的炸雞店,幾乎是通宵營業。

路過警察局的時候,黑色的大門打開,一輛警車鳴著警笛飛快地從我身邊駛過,開進門里,停下。一個戴手銬的青壯漢子從警車后部被拉出來,我站在那里看稀奇。不知從哪里跳出來一只貓,在我面前停留片刻,它狐疑地轉頭望望我,突然耳朵一炸,哇嗚大叫一聲,然后飛快地竄到街對面,那里有一個垃圾箱。這死貓真特么見鬼啦!

繼續往前走,人行便道的地面高低不平,我小心地看著前面的路,怕崴了腳。那個被帶進警察局的男人,不知道犯了什么罪,多半是偷東西,嚴重的是持刀搶劫。這個鐘點不是抓非法移民的時候。在紐約我還沒有遇到過被搶劫的事。有一次我帶著一個廣州來參加兒子畢業典禮的大姐在北方大道上郵寄東西,也是一個青壯漢子在街頭要錢,手里攥著一只空咖啡杯,里面的硬幣搖得叮當響。我和大姐走過去,沒有理會,他突然臉一橫,沖著我們罵非常難聽的話。他的聲音不高,臉上表情自然,如果不懂英文還以為他在說唱呢。大姐沒有太注意。我怕嚇到她,我很后悔沒有給強討飯的漢子一塊錢。

走著走著,大樓之間冷風直往脖子里鉆,墻角的流浪漢裹著棉被睡在地上。我也許不應該這個鐘點獨自出來,點個外賣讓他們送到辦公室,吃完叫一部電招車回家,才不管什么鮮花椒干花椒,什么柑橘潰瘍霉菌呢。凱辛娜大道跟北方大道都是皇后區又直又長的大路,一個是南北向,一個是東西向,有一個笑話說無論往哪個方向,這兩條路的終點都是地獄……我腦子里胡思亂想著往前走。上了緬街,燈光如晝,街上已經掛了五顏六色的圣誕燈,每一個街燈下掛著六角形的雪花燈,跟不遠處街心公園的大圣誕樹呼應著,走著走著我身上熱了,平安喜樂的氣氛還是能傳染的。

炸雞店里暖氣開得很足,熱烘烘的,每一個餐桌上吊著白熾燈圍著紅色的燈罩,暈著一團一團的紅色的光,看著像麥當勞,但比麥當勞要臟要好吃,空氣里飄著辛辣的油炸食物的香氣,聞著很膩又很解饞。店里還有不少顧客,都是拉丁美洲裔人模樣,膀大腰圓,在埋頭大吃。凱辛娜大道到晚上這個鐘點華人已經很少了。我看了一圈,只在門口的火車座上找到一個空位子,于是背朝門坐了下來,坐下來就覺得頭頂上暖氣開口的風猛烈地吹著,我被那股妖風吹得渾身無力,心里極不安穩。但我是真餓了,不想再起身把堂吃換成外賣。所以我耐著性子,坐在那里,等著叫我的號去取炸雞。

這時店里進來兩個穿緊身牛仔褲的女子,頭發都扎成馬尾,其中一個脖子上系著黑紅相間的圍巾,圍巾末端長長的穗子一直飄到腰間。她頭上還戴著卡通風格的大蝴蝶結的粉紫色發卡。年齡像二十出頭,嘰嘰喳喳地說著國語,朝店的深處走,背影窈窕。我盯著她們的背影看,想看看這兩個身材瘦丁丁的女人長什么樣。結果那個系紅黑圍巾的俏人兒果然回頭,她朝我這里掃了一眼。在那一瞬間我們對了一下眼神。就那么一眼,我們彼此就知道不是一類人。我知道,她也知道。我比她年輕,但打扮上絕對比她老氣,你也可以說知性——白襯衫,米色的毛衣,黑西褲,黑色的羽絨夾克,臉上不施脂粉,最多涂一點口紅。她就不同了,她的五官姣好,頭發染成焦糖一樣的顏色,劉海燙成卷兒,圍著一張瓜子臉,細細的鼻梁很清秀。她打著洋紅色的眼影,比我漂亮,比我艷,你也可以說那是風塵感。

如果在國內,深夜一家餐館里就是天天遇到,我們都不可能成為朋友。現在呢,假以時日,晚上在法拉盛的哥倫比亞炸雞店多見幾次,我們或許會成為熟人,彼此聊幾句怎么到美國來的,來了多久了……但這一次,時間不在我們這一邊,就像那首英文歌唱的,the time is not on your side:

你的袖子上有綻裂的破口

而你無視,繼續在街上高聲吟唱,手舞

足蹈

有臺小黃就在你身后

你才不管它呢

因為你就想瘋狂一整夜

一切都會好好的

你說,你還有時間

是啊一切都會好好的

只要再有一些時間

……

炸雞店的黑人服務員似乎跟她們很熟,站在柜臺后面直接問她們要喝喜力還是紅牛。說“紅牛”的時候用的是普通話發音,而不是英文Red Bull,可見這兩個是老顧客了。她們倆嘻嘻哈哈地喝著飲料,在店里很是放松的樣子,的確是在自己的地盤上。

回到辦公室,小艾已經回家了,留了一張字條,說花椒問題似乎解決了,國內公司托關系請了使館的商務參贊明天出面解釋,別急,time is on our side,時間在我們這邊。看完字條,我釋然,打電話叫了電招車回布魯克林。

第二天早上,起來刷牙洗臉的時候,我打開電視,看“紐約第13臺”晨間節目,才知道出事了——昨晚約十一點鐘一個華裔站街女從法拉盛四十街的一個舊公寓四樓樓頂的小陽臺上墜落下來,頭先著地,當場死亡。當時紐約警察在搞一個掃黃行動,釣魚執法,她跟其中一個警察發生爭執……然后,就沒有然后了。電視鏡頭出現了四十街的街景,出事的那棟紅磚小樓,外墻上貼著中文字寫的發廊和駕校的廣告。鏡頭里街道的樣子,看一眼我就知道在哪個位置,135號,一樓是賣海鮮干貨的鋪子。殞命的女人的大頭照、生活照,都在電視上公開了:瓜子臉,五官精致,細巧的鼻梁……在炸雞店里與我回頭對視的女人,此刻她在電視上,照片上的她年輕漂亮,永恒地定格在一個異度空間里。

過了一個月,《紐約時報》發了一篇長報道:

墜樓者本名劉揚,38歲。在法拉盛的地下按摩院打工,她在那里的名字叫西西。她過去在塞班島跟一個年齡是她兩倍大的男人結婚,想借此成為美國公民。他們在塞班島經營餐館,生意失敗后來到紐約皇后區這片移民聚集的地方。在最先的餐館投資失敗后,西西做起了地下色情生意。她的地盤意識很強,工作很拼,是四十街一帶站街女中的頭牌。

西西住在四十街的一棟舊公寓的頂層。這套一室一廳的公寓經過多人轉租,最后被西西的老板租了下來,成為站街女的招客之地,為此她必須向“老板”支付一大筆錢。11月的這天晚上與之前的日子沒有什么不同,西西從樓下的華人超市買了不少吃的,她一邊吃一邊嘗試給在中國的弟弟打微信電話,但他睡覺了。之后她開始工作,在跟朋友和客戶打電話,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經被一支由十名警察組成的掃黃行動隊盯上了。

西西打扮一番后下樓走到四十街那個固定的攬客點。人行道上那些堆放著雜物、放置著活魚活蟹的水箱邊即使在白天都很隱蔽,夜晚更是暗影重重,那里是按摩女跟顧客談價錢的地點。沒過一會兒,她就帶著一名男子回到樓上,但她并不知道,那是一名便衣警察。在公寓里她和顧客說了幾句,西西立刻意識到對方是前來釣魚抓捕按摩女的警察,她憤怒地把他推出去,關上了門。西西之前因為非法賣春被捕過,她知道接下來會有更多的警察沖進來。果不其然,一隊警察很快來到小公寓的樓下,大力打開那個鋁合金防盜門,穿過那棟布滿灰塵的門廳,踩著破舊的猩紅色地毯,騰騰地登上五十多級臺階上了樓。樓道里的中文標牌上面寫著:“這里沒有駕校,你找錯了地方。”這是皇后區地下按摩的行業黑話。然后,這些人就到了她家門口。

從門旁邊的監視器上,西西看到警察上樓。然后聽到他們砸門,“警察!開門!”的喊聲響徹樓道。大門出不去了,她只能沖到公寓朝北的陽臺上,那里能看到樓下熙熙攘攘的街道全景。日日夜夜,晴天或雨雪天,這條街是她和搶生意的姐妹們招攬路過的男人的地方:按摩嗎?按摩嗎?

狹窄的陽臺的欄桿只有2英尺高,約合60厘米。那里放著一把掃帚、一個塑料水桶和一只藍色小凳。她穿著高跟鞋的腳踩到小凳上,瞬間后,她已經俯身跌落,身體朝樓下那條長約四分之一英里的四十街的堅硬路面撲了過去。臥底警察的工作完成了,他走出大樓朝右轉,就在那一刻,那名剛剛向他報了服務價錢的女人擊中路面,落在離他不遠的地方。這個以“西西”為名的華人女子過去三年在這里謀生,現在死在這里,她頭著地撞在水泥路面上,顱骨破裂,腦漿和血濺灑在地上,場面慘烈。

報道還說如果這次被抓,將是她第三次在掃黃行動中被捕,這也是正在申請綠卡的她最擔心的,她多次向自己的移民律師哭訴:“被抓會不會留下不良記錄,影響綠卡申請?”除了擔心身份的問題,讓西西心里充滿恐慌恥辱的是被抓后的程序——她將被戴上手銬,推上警車和其他站街女一起帶走,送到局子里,罰款幾百美元。在警察局里,她會受到各種羞辱,包括被放出來前可能還要給警察來一次免費的性服務,“反正你就是做這個生意的嘛,干嗎不給我也服務一下?”警察會笑嘻嘻地問,這是掃黃的潛規則。四十街是紐約警察喜歡來進行掃黃的地點……

報道里還有西西生前所住的小公寓的照片,里面的布置一看就是法拉盛這一帶公寓風格——古典風的帶金色合成木雕花邊的鏡子,赭紅色的鑲釘皮沙發,赭紅色的鑲釘床板,床上和桌上四處擺著粉色的公仔絨毛玩具,旁邊是塑料梳子,卷發用的電熱卷拖出一條黑色的電線,帶花結的發卡……照片甚至拍了壁櫥里掛的衣服,貼亮片的短裙,帶毛茸茸的大翻領的夾克,其他的照片是從國內趕來料理喪事的西西的弟弟劉海,他愁眉苦臉的臉部特寫,同來的老母親木然地坐在群租房的單人床上,床邊小桌上放著一堆藥以及裝食物的外賣簡裝盒……

我都懷疑這個記者有點窺視癖。這些物品的主人的臉一直在我面前晃著。我唯一一次遇見她,那時她還活著,吃炸雞柳,加辣,喝紅牛。然后,就像擰了一個開關,她啪的一聲煙消云散。我把這個報道給小艾看,她已經讀過,全紐約的華人應該都讀過了,你知道,這種慘事傳得很快的。“你不覺得她可憐嗎?”我問,小艾面無表情地點點頭,她一邊說一邊在點手里的銀行電匯單子,手指熟練得像賭場里的發牌員,跟我聊天并沒有讓她的動作慢下來:“當然可憐,但做按摩女這行是高風險的。更多的時候下毒手的是嫖客,嫖完了,不付錢還要搶站街女手里的現金。這種事情經常發生。還有那種精神有毛病的低級嫖客,喜歡虐待妓女,所以死于非命的妓女總是傷痕累累,很暴力很血腥。不過,死在警察手里,或者間接被警察逼迫跳樓這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啪一聲,小艾按了一下手里計算器的回車鍵,算出那沓單子的總數,她扯了一張紙,把總數寫在紙上,用橡皮筋捆住那沓單子。小艾熟練而機械的動作,讓我聯想起我們的身體,在報廢以后被一只看不見的手折疊歸類,然后按部就班地回到永恒的大循環中,沒有國籍,沒有疆界,沒有永久居民或者戶口的差別。一道微薄的淡白的陽光從窗中斜照進來,照亮辦公室的我和小艾共用的這一角。小艾起身把一盆吊蘭和一盆發財樹挪進那個陽光的小框里。于是陽光帶上一點綠意,一點汪著水的灰塵在聚光燈一樣的空氣中飛進飛出……我還是在想著西西。

樓外有警車疾馳而過,一聲急似一聲,催命一樣,警察不知道又要沖到哪里去抓壞人。那天晚上西西站在陽臺的藍色塑料小板凳上,從陽臺上看到樓下的情形——一隊穿黑色制服的男人,強壯有力,帶著武器……他們疾步上了樓梯,狹窄的樓梯間回響著那些穿皮靴的腳步聲,然后他們大力拍門——那是死亡步步逼近的聲音。我好像穿越進一個陌生女人的身體里,驚恐中的震顫,在走投無路時縱身跳下,黑夜,以及迎面飛來的大地,像張開懷抱那樣對我誘惑著,來吧,來吧,到這里來吧。

雖然報道寫得明明白白,但我還是忍不住想起一個陰謀論,西西會不會是被警察從樓上推下去的?這篇報道最讓我難忘的地方,是西西和我是同一天到美國的。如果她也是從浦東機場出發的話,我們甚至坐了同一個航班。就像電影《甜蜜蜜》的結尾,我們從不同的方向同時走過海關的轉門,抵達這個世界,好像同一個時辰投胎的嬰兒。

那些天帶著這些奇奇怪怪的念頭,我上下班都頭腦昏沉,每天遲到四十分鐘到一個小時不等。有一天小艾忍無可忍,我一進門她就走過來,虎著臉問,是不是你已經知道花椒問題解決了所以才敢遲到的?我搖頭,朝辦公室前門那排書架望去,大驚失色,問:“辦公室門口那只招財貓怎么不見了?”小艾拿我沒辦法,她聳聳肩,翻了翻白眼,說:“法拉盛有成千上萬只招財貓,每個商店都至少有一尊。你不擔心自己遲到卻在操心招財貓!這樣吧,你必須在下午兩點之前,把昨天所有的電匯單子審了交給我存檔。”作為公司里的資深員工,小艾對我發號施令。

辦公室里有一只舉起爪子祈求好運的招財貓,不知道是誰帶來的。每次大掃除我們都說這東西不應該擺在門口,搞得公司像餐館一樣。但這東西看久了,誰都沒有動手把它扔掉。媒體對西西的報道中,也提到房間里一只同樣的招財貓,還拍了照片,附在那篇報道上。有天中午我比畫著問過公司樓里做保潔的波多黎各大姐,是不是把那只發財貓收起來了?她聽不太明白我說的是什么,先是討好地點頭,說si, si。后來猜到公司里少了一件什么東西,又趕緊搖頭否認,non, non。為了強調她的無辜,她用手溫柔地拍了拍我的手。我最后給了她十美金,讓她給孩子買零食。

我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是那天晚上的偶遇——那天晚上,在那個時間點,哥倫比亞炸雞店里見到的兩個華人女子,其中一個回頭看我的人真是西西的話,應該是她從四十街的樓里最后一次自由地出來。“你看到的,極可能并不是西西,而是別人,任何人。法拉盛這種女人多得很呢,身材、長相都差不多,你就看那么一眼,真那么確定?就是西西又怎么樣?”小艾說,她想說一切都是我的想象,那個晚上的記憶,加上一兩點巧合,最后變成我對這個素不相識的陌生女人的想象,就像《西游補》里鯖魚精吹出一口氣,變成了讓孫悟空入迷的青青世界——“鯖魚本與悟空同時出世,住于‘幻部,自號‘青青世界,一切境界,皆彼所造,而實無有。其云鯖魚精,云青青世界,云小月王者,皆謂‘情矣。”西西突然出現和同樣突然的消失,讓我第一次意識到來和去的偶然和隨意——只要提了兩個箱子,坐上飛機,空降到這里,然后就開始買公寓,找工作,一切都可以輕易地從零開始,重新開始真的是我想象的那么容易嗎?

這幾年我沒有太多對家鄉的想念——反正所謂的家鄉母國,坐一趟跨洋飛機16個小時就可以回去了。我是怎么來的,我要到哪里去,這些高深莫測又是非常基本的問題,在我決定移民的時候從來就沒有糾結過,現在卻時時糾纏著我,這不能不說跟西西有關,在這個廣大嘈雜的都市里,她的悲慘經歷牽動了我鄉愁的那根筋。

那篇報道我看了好多遍,每次讀都會注意到更多的細節。比如說西西出生于遼寧的一個村子。九十年代初的時候,劉揚(西西的中文名,那時還沒有西西這個英文名字)的父母種過人參,做過各種小買賣。直到父親開始做挖沙生意才真正賺到了一些錢,把家里的茅草屋推倒改建成磚砌的大屋。19歲那年,劉揚被塞班島服裝廠招工的消息吸引,飛到兩千英里外的太平洋上的塞班島的車衣廠打黑工。塞班島是太平洋上美屬北馬里亞納群島中最大的島,那里的車衣廠專門生產貼上“美國制造”標簽的衣服然后賣到美國國內。經人介紹她認識了一個華裔美國人,他67歲,她27歲,他們結婚,然后在塞班島開越南餐館,第一年生意興隆,又借錢開了一家餐館。過了一年,劉海也跟了過來,在那里開指甲花文身店。他們像遼寧出來的猶太人,毫不猶豫地跨出國門,到任何可以掙錢的地方去。我從來沒有去過塞班島,因為西西之死,那個太平洋上的小島的名字給我莫名的哀愁。

2011年日本大地震,阻斷了塞班島對日本的財路,大災難后日本游客都不來了。西西的兩家餐館隨之倒閉,還欠了不少錢,之后就決定到美國來發展……跟法拉盛的站街女相比,西西不是非法移民,她有合法身份,也能說幾句地道的美式英語。這也是為什么在發廊一條街的站街妹子中,她一度小有優勢,是那條街上的頭牌。她們之間的糾紛,由一個叫老李的人來協調解決,老李在逢年過節時還給每一個女人一個小小的紅包,女人在餅屋給他過生日,場面像會計師事務所的部門聚會。西西每做一單要給老李20美元的抽頭,四十街的幾個小公寓就是老李轉租給女人們的。

這些細節我讀了,免不了跟小艾嘮叨。出事以后的幾天,小艾對這些跟西西有關的細節還有好奇心和同情心,到后來神情就有點異樣。一個月之后,晚間新聞里報道西西的弟弟劉海和母親都已經到達紐約,我又津津樂道西西的事,小艾在那里沉默地聽著,最后忍不住了,鄭重地把我拉到一邊,說:“姐, you are obsessed! 你不能再關注啦,真的不能。迷信你懂不懂,這種人下場不好,不吉利的。”

“怎么不吉利?”

小艾說:“鬼上身,要倒霉的。”說完她居然在胸口畫了一個十字,嘴里念念有詞。我說你不是福音派嗎?天主教教徒才這么畫十字呢。她狠狠瞪我。小艾的生活里有好多忌諱,比如在路上見到地上一只鞋子要繞道走,在房間里不能撐傘,筷子不能插在盛滿米飯的碗上,等等。除了迷信,她還愛說韭菜吃多了會上火,蛤蜊和螃蟹是涼性的不能多吃……都是民科的營養學知識。

“鬼上身”比“上火”要嚴重得多。我每提到西西的名字,陰陽兩界的縫隙似乎就增大一點,它帶著不甘淪落的陰風,吹到我的影子上。過了幾天,我在新世界三樓一家日餐館吃午飯,那個桌子臨窗,可以看到樓下熙熙攘攘的街道。一高一矮的兩個人,一身縞素,手里各拿著一捧用報紙包著的菊花,神色凝重,正在街上往四十街的街口走。我一眼就認出這是電視上采訪過的西西的兩個親人——劉海和母親。他們沒有哭哭啼啼,而是像在進行什么儀式——的確是在作一個祭奠儀式,跟在他們后面不遠的是六福殯儀館的一個工作人員,她穿著黑色的西裝,跟在他們后面,準備幫他們到現場燒紙錢。他們手里的鮮花和莊重的步態,以及中午拖在身下的影子讓那條喧鬧的大街變成一條荒街,行人走在他們身邊時自動躲開一尺的距離。

正午時刻要是我在街上撞到這一幕,我會毫不猶豫往地上吐一口唾沫,祛祛邪氣。那頓午飯,我點了一個鱷梨烤鰻魚沙拉、龍蝦面,一個日風乳酪蛋糕,那天老板請客,我食欲大開,痛快地吃了一頓。在酒足飯飽之時,我們喝日本煎茶,沖一沖剛才喝了清酒的醉意。這時我的腦海中又想起剛才街頭的一幕,醺醺然中一道白色的閃電,把一種蒼老的寒意照進我飽食高蛋白高熱量食品后的快樂,媽的我真的是中了邪了!

我住在布魯克林。那個公寓在海邊,風景很好。晚上若有月亮,對著海的那幾扇窗戶可以看到不遠處的海面,星星點點的波浪反射出夜空的光。沒有月亮的夜晚是一團漆黑,唯一發光的是一個被稱作海軍碼頭的地方——在六十年代是一個海軍碼頭,多年來這個軍港退役后一直荒著,直到有一個聰明人來搞地產開發,從紐約市政府買地,再把它申報打包成投資移民項目,每一個愿意移民的人投資60萬美元,五年后本金全部奉還,投資者拿到綠卡。這不算太壞的買賣,按現在的價格投資移民要花上100萬美元。所以,海軍碼頭的項目公開以后,一年內就集到所有開發資金。從中國帶出來的外匯支撐下,那片海灘連著海灘后的幾百畝地開始大興土木。幾輛吊車上的紅燈一閃一閃,蓋了三分之二的公寓樓是海天一線里唯一的人工建筑,我們叫它投資移民紀念碑。我是怎么來到這個塔下的?這是一個來路的問題。簡單回答,我也是移民出來的,靠著家里一個在美國的遠親辦的,不是投資出來的,我沒有那么多錢。

但西西還是引起我的身世之感。

我看過一個軍事史紀錄片。1812年法國入侵俄國時,雙方都出現大量傷兵難以招架。沙皇軍隊的做法是,先把這些傷兵從戰場上抬上平板馬車。待馬車走出眾人視線,馬夫開始加速并挑一條有陡坡的路走。馬車在陡坡的上下坡上疾走,顛簸中平板上的傷病員從車上跌落在雪地里。這時車夫假裝不知道,絕不回頭,這樣傷員在雪地里慢慢凍斃。這種從馬車上自然跌落凍斃于路上的死法,被沙皇軍隊稱為“事故”。拿破侖指揮下的法國軍隊他們處理傷兵的做法更簡單,法國軍官命令戰士把傷兵剝去衣服,然后這些精赤條條的人留在雪地里,這樣可以快一點凍死,減少了很多痛苦。這個做法在操作時比馬車法難度高,因為把同一個隊伍里熟悉的人衣服剝光并留在雪地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結果拿破侖的軍隊被這些傷兵拖垮了。

我和西西,我們都是從一輛輛平板馬車上滾落下來的人,同一天來到紐約。

我出生在中國南方的小城越州,在師范大學本科讀的是英文,畢業以后回到家鄉,教高一英語。我只教了兩年就時來運轉,被借調到省城一個民俗文化調查機構。多年的經濟飛速發展,物質文明有了,南方幾個省都要搞人文大省,搞人文旅游經濟——維護和發揚傳統文化,無碳排放,弘揚價值觀和幾個自信。與我同時借調來的是一個政治思想老師高英,高英比我早一個月到,見到我的第一天,她特別熱情,緊緊拉著我的手,帶我參觀辦公樓。高英年齡比我大,長得很嫵媚,長瓜子臉,水蛇腰,細細瘦瘦的身材。現在想起來,有點像西西。

民俗處的工作很空閑,我下班后開始寫點隨筆、散文,投稿到省報的副刊。兩年之后開始寫小說,發表了就有點小名氣,有一年一個中篇進了某個年度排行榜,得了小獎。這個獎以后我被《越州晚報》采訪,被稱為家鄉走出來的新生代作家。其實采訪我的是我的高中同學,她在晚報工作多年,已經是副刊主編,現在也幫我宣傳宣傳。最先拿到這份報紙的是高英,她一字一句在辦公室朗誦了采訪的全文。

那年秋天我正式加入省作協。這個消息,也是高英對外宣布的:“當了作協會員,就有希望調進省作協當簽約作家。”這些編制上的事我不太懂,連“簽約作家”這個詞都是第一次聽說。“簽約作家是領工資的,每一個月的工資有近八千元,比你在這里薪水的兩倍還要多。”結果呢,我并沒有被立刻調進作協。我喜歡民俗處,到年底我的借調就能轉正了,十拿九穩。“發表作品是加分項。”副處長老陳偷偷跟我說,這個不說我也知道。春節過后,等我回到單位報到開始上班,這時網上出現了我的緋聞,除了緋聞還有我寫舉報信的傳聞——舉報我們的頭兒,民俗處的正處長。

緋聞不關老陳,是我高中日記的截屏,日記上滿是暗戀語文老師,肉麻的青春期的句子,現在在網上掛著。這的確是我的日記,我也的確暗戀過不止一個老師。這樣說吧,我對男女之事開竅很早。我丟過不止一本日記,沒想到這么古早的事現在浮現出來,這應該跟我寫小說有了小名氣有關。緋聞容易解釋,陳年舊事,可以推托說當年年輕不懂事,亂寫而已,這個事情很快就會過去的。但舉報領導的傳聞就很嚴重了——沒有任何證據,只是“聽說”,但“聽說”等于判了我無形的無期徒刑,比男盜女娼的罪名要可怕得多。

開始我還拼命為自己辯解,恨不得剖心以證清白——我干嗎舉報老領導?我就是一個普通的文員,都不是正式編制,更不是科室干部,我舉報他到底圖什么?他下了以后我又不能坐上他的位子!我不信邪,我相信只要我堅持解釋,同事們會站我這邊,相信我的清白。我說這些話的時候,起先還有人愿意聽,他們笑瞇瞇地看著我,眼睛卻是冷的,靜等著我說完,然后一聲不響地走開。每說一遍,我的舌頭變得越來越滯重,說話的聲音含糊不清,最后發音變成單音節,突突突從聲帶里滾出來。這時候,已經沒有太多的人愿意聽了,我一開口同事們就找一個理由躲開。

有一天下了班,我實在悶,給一個認識了十多年的文友深夜打電話求助,對方并不多言,聽筒里只有我一個人的聲音,在說話的間隙是空寂,電話里唯一的聲音是靜電信號“吱吱”地響。不知過了多久,電話那邊突然無比清晰地說,以后我們還是不要再打電話吧,我怕傳出去影響不好。

就這樣,我成為民俗處最陰險的女人,同事遇到我都繞道走。連老陳,見到我都不敢當人面打招呼,而是像特務秘密接頭那樣,前后看看沒人,再彎腰側臉,虛著聲音對我說,“小梅,你好嗎?”那時讀卡夫卡的《變形記》:“當格里高·薩姆莎從煩躁不安的夢中醒來時,發現他在床上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甲蟲。他的背成了鋼甲式的硬殼,他略一抬頭,看見了他的拱形的棕色的肚皮。肚皮僵硬,呈弓形,并被分割成許多連在一起的小塊。和它身體的其他部位相比,他的許多腿顯得可憐的單薄、細小,這些細小的腿在他跟前,在他眼皮下無依無靠地發出閃爍的微光。”毫無疑問,這寫的就是我,一夜之間,我變成了一只甲蟲。

不久民俗處正式宣布高英轉正,老陳提升為正處長,原正處長退休。宣布消息的那天中午高英在單位附近的小餐館里請大家吃小龍蝦,我沒有去。第二天,我辭職。辭職僅是一個姿態,不轉正我就不是正式員工,無職可辭。調離越州高中已經五年,我也不可能再回去教書。變形報廢,我屬于社會閑雜人等。離開這個工作,我不知道應該怎么活,也不知道自己應該到哪里去。那時走在街上,我最怕的是遇到文宣系統的同事,也怕遇到過去的老同學,鄙視和憐憫都等于打我的臉。

怕見人,也怕給父母打電話,這種焦慮讓我常流鼻血。最后我想出一個既能躲著人群,又不用全天縮在家里的辦法,星期一早上就進城里的大湖公園,這個時間來公園絕對不會撞到上班的人。公園里游人寥寥,偶爾有一兩個公園保潔員無聊地坐在路邊的假山石邊刷手機,身邊擺著掃帚,裝出隨時起身干活的姿勢,其實他們會在那里一動不動坐很久。我找到明城墻近湖的一段,那里有一個隱秘的長椅,從來沒有保潔員靠近,那里成為我的專屬點,我可以在那里坐上一天,對著空曠的湖面發呆。

湖水看久了,隨著水的流動,我的身體也變得透明。湖水像絲綢一樣清澈潤滑地波動著,空氣中的光線帶著季節特有的敏感彌漫開來,像金粉一樣照在湖面剛剛展開的荷葉上。湖上光線燦爛,但水面下不多遠,卻是暗黑的,不透明的。一種消沉隨著湖水的波動從湖底升起,把我包裹在其中。四周絕對的安靜,我像被催眠了,跟湖底升起的消沉混沌變成一體。就像村上春樹的一篇短篇小說寫的那樣,我變成七鰓鰻,以口器上的吸盤緊緊吸在河底的巖石上,一動不動,身體隨著水的流動像水草一樣隨波漂動,靜靜地往水上望著,水里顏色和大小各異的魚像天上的云彩,在我頭頂慢慢移動。老陳、高英、曾經有的工作、父母……也像天上的云彩,在我頭頂慢慢移動,而我卻是靜止的、永恒的。在那一刻,時間裂開一個微小的縫隙,我仿佛看到我的前世。在這樣的時候,心里的痛和委屈全部消失了。

有一天,應該是我在大湖公園的最后一天,我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湖邊,想觸摸一下湖水的沖動特別強烈,也特別誘惑。只要變成一條鰻、一條魚,甚至是一塊石頭,也就解放了,不用被過去那些單位的瑣事糾纏。朗朗晴空,天上云的形狀是記憶中的樣子,一群野鴨子從頭頂飛過去,落到不遠的櫻花樹下。這是我熟悉的世界,現在又是我永遠失去的世界。微風從湖面上吹過來,水汽里帶著植物的野香氣,我鼻子一酸,忽然原諒自己的落魄,原諒自己的不上進甚至想死的念頭。我愿意再堅持一下,看看自己的命能下跌到什么地步。

家里的親人都為我的事業前途擔心,父母建議我再回爐去讀一個學位。案頭還立著“新銳文學排行榜”的木質銘牌,銘牌上燙金刻著我的名字、小說的名字。這些榮譽,不過是幾個月前的事。我坐在書桌前,我和銘牌之間一尺多遠,一個狹窄的空間。可就在這么個方寸之間,卻發生那么多莫名其妙的事和莫名其妙的人,他們都暗中屏息斂氣靜等著我出事。在那一刻,我動了出國的心。

隨著劉海母子的到來,以緬街為軸心,印著西西彩照的中英文雙語尋人啟事很快遍布法拉盛最熱鬧的地段——電線桿上,社區告示欄上,公立圖書館門前的巴士站里。劉海站在四分之一英里的四十街和緬街街口處,舉著一個大牌子,牌子兩面都印著西西的照片,照片旁是中英文說明,他在給親姐喊冤。緬街周末最熱鬧的時候,路上的行人密度可以達到摩肩接踵。他站在那里,行人自覺地從他身邊分流走過,仿佛繞開一塊石頭。劉海個子不高,沒有我常見到的東北人那么彪悍。他看上去非常蒼老,像四十多歲的中年人,臉上五官因為悲痛緊緊縮在一起,他的臉變成小老頭那樣一個多皺的核。而他選擇印在尋人啟事上的姐姐的照片,特別年輕漂亮,這種差距,讓他們倆在外貌上像父女,而不是姐弟。

皇后區的華人社區組織大家給他們捐錢,我和小艾都捐了善款。劉海母子住在北方大道靠近長島鐵路線邊的一個群租房里。從這個時候開始,我不再談論西西。隨著她生前親人的到來,她的鬼魂不再盤桓在那四分之一英里的街上。這個倒霉的女子靈魂躲在弟弟呆滯的眼神里,機械的動作里,欲言又止的表情里,甚至他周圍的空氣里。

那段時間,我在法拉盛街上走著,會遇到一個相貌姣好的女人,她留著西西一樣染成琥珀色長卷發,沖我點頭微笑,好像我們很熟悉。有一次傍晚下班后去吃越南河粉,這個女人居然跑到我面前,玩笑地敲了一下桌子,然后就跑開了。另一次,早上在美心餅屋排隊買咖啡和面包,有個人過來親熱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一回頭,發現是同一個女人很近地站在我面前。她湊近地看我的臉。看清之后有點吃驚,笑凝在臉上,說啊對不起,我認錯人了。這個女人失望地轉身,快步離開。她到底在找誰呢?為什么每次撞上的都是我?我被這種偶遇搞得六神無主,后來我下決心要是在路上再次撞上她,我一定抓住她問一個究竟。

一天早上小艾上班進門后給我遞過來一張紙,朝紙上的照片努努嘴,問,你看清了嗎?那天晚上看到的是這個人嗎?這張尋人啟事我已經關注多時,現在再次仔細端詳,并不能百分百地確定那晚我見到的人是不是西西。西西的身世在我心里過了好多遍,已經生了根。它漸漸和我自己的移民史并列成距離很近的兩條線。

“你操心那些事,今天要簽的單子都審完了嗎?”小艾會一板一眼地說,她的口氣像我小學時候的班主任。上小學時,中午強制小學生在教室午休。我們這些孩子哪里肯午休,偷偷讀雜志。有一次讀《奧秘》,這本后來被定性為偽科學的雜志上說,外星人可能已經到達過地球,說著說著我們的嗓門大起來,引起班主任的注意。她沖我們一瞪眼:“好好午休,要不起來做作業,外星人就是明天來,你也得按時交作業不是嗎?”

隨著時間推移,劉海成為法拉盛街頭景觀的一部分,他發傳單,找別的站街女聊,接受記者采訪,他很忙。開始時他堅信姐姐是被強奸以后再拋下樓的,堅信紐約市政府在掩蓋真相。隨著他調查活動的深入,他也給我們這些局外人揭開了站街女的產業鏈——紐約警察掃黃行動懲罰的對象是食物鏈最底端的妓女,而不是按例抽取嫖資的皮條客,也不懲罰轉租四十街小公寓的房東。西西這樣的站街女,接待一個顧客,皮條客收20美元的費用。135號的那個小公寓是她的工作場所,是按“人數”付錢的,最多的時候一晚上西西上交了500美元的抽頭給老李。小公寓那棟樓的樓主,原本屬于華人社區第一大銀行家,一再轉租后沒有一個人出來承擔責任。其中一個轉租的股東,是法拉盛民選的社區代表,他被記者截住問話時,推說自己從來不知道四十街有地下性產業。在銅墻鐵壁一樣的私有財產法律保護下,最脆弱最容易被欺負的,就是西西這樣的站街女。她是裸露在泥土外的葉子和花,隨時會被摘掉,或者被落下的重物砸爛,肝腦涂地。

那個房間進門處裝的攝像頭,就是用來監督人數的,怕西西少報接客次數。也正是這個攝像頭拍攝的視頻,替那個“釣魚執法”的警察作了唯一被認可的不在場證據,西西跳樓的時候他已經離開公寓了。劉海最后明白了,他姐姐不是被警察推下樓的。西西看到那個臥底的警察離開,知道下面就會發生什么,她恐慌到極點,不顧一切地奔到陽臺上。那一刻她熱血沸騰,極度想逃離。她到底是慌不擇路墜樓還是絕望中跳樓的,這個細微的差別對于那個悲慘結局已經沒有什么意義了,關鍵是她墜樓時,房間里沒有別的人。

信息是立體的怪物。出事時的細節帶出了更多更慘痛的細節,關于四分之一英里路上女人們的皮肉生涯——被警察抓到怎么被銬走、被羞辱。有一次被警察上門要求性服務,而且是用槍指著頭的口交。這個變態的警察被西西后來舉報,但在警察局列隊認人時,她卻認錯了人,這樣案子就不了了之。

劉海最后在找一個叫老李的人,賣淫的小公寓就是他轉租給西西的,做一筆生意西西給他交20美金,老李是一個地道的皮條客。掃黃根本動不了他,他在隔條街上開了更大的店。像一個盡職的調查記者,劉海不再舉著牌子鳴冤。他在緬街和四十街上走來走去,想在人群中尋找這個老李。過去幾年,老李手下的女人們逢年過節到餅屋跟老李過節,還給他過生日。老李長得什么樣,查一查西西手機里的照片就知道——一個留著背頭的中年男。劉海最初到達時的懵懂,對警察的一腔單純的怒火,化成更深的無奈和對老李的怨恨,他是吸站街女的血的剝削者。

有一天,劉海按照之前別人給的提示,躲在“大口福”快餐店里,假裝看報,其實偷偷關注著街上的動靜。店門口站著一個穿裙子的女人,他現在對這種打扮的女人一望便知她是干什么的。果然,一個梳著背頭,穿著假名牌夾克的男人,從街上走過來,接近那個短裙女。短裙女從包里掏出一沓美元,給了背頭男,這一切劉海都看在眼里。“你要是看到按摩女給一個男人錢,而不是相反,那個男的就是老李,這一帶沒別人。”這是之前別的站街女提示他的。

劉海一個箭步沖出去,一把抓住背頭男,說:“你就是老李是吧?你說你快說!”他太激動,臉已經通紅,一雙眼睛瞪得滾圓,終于見到深仇大恨之人了。背頭男被劉海的表情嚇到了,他的衣服也禁不起這么大力一揪,領口“哧”的一聲豁線了。他結結巴巴說:“是,我是老李,我是,您有什么事?有話好好說。”

劉海已經流下眼淚,但他手上的力氣依舊。他沖著街那頭的警察大喊:“Help,please help me!”這時他們左右已經圍了一圈人,很快警車就響著刺耳的警鈴聲沖到跟前。劉海用夾雜著英文的中文,手指著老李,高聲說這就是逼死西西的兇手,這就是收我姐姐錢的那個人,請你們把他抓起來,我姐姐死了,跳樓了,這個人從來沒有受到法律懲罰……

警車里走出一個人高馬大的警察。聚集的人越來越多,其中有人幫著翻譯,讓警察聽懂劉海的哭喊控告。警察摸了摸別在腰間的手槍,臉上幾乎沒有任何表情,以為眼前揪作一團的兩個華人是在街頭打架,他說:“你們先站好,說說怎么回事。”劉海沒想到面對壞人,警察居然不為所動,根本沒有出手的意思。劉海再次激動地高聲控訴老李的罪行。警察慢慢有點明白了,他摸摸自己的下巴,拿眼光掃了面前的這兩個,意識到自己是所羅門王判定嬰兒的角色,說:“這人沒有犯罪,我們不能憑著一方指責就抓人的。”說完他對老李說,你可以走了。老李臉色灰白,他從人群中踉蹌著撲出來,頭也不回地拼命朝北方大道方向跑開去。

人群散去,劉海蹲坐在大口福外面的人行道上,他用手捂著臉,過了好久都是這個姿勢一動不動。風吹起地上的落葉,沙沙地響,又是春天了,灰紫色的鴿子停在冒新芽的灌木上,咕咕地叫著。他們母子來紐約已經過了十五個月,錢花光了,簽證過期,老母親走路跌倒摔壞胯骨,送到醫院,在那里住了近一個月,通過慈善基金付醫藥費換了新胯骨。老李終于被抓到,最后又被放了。劉海終于決定,現在是回遼寧的時候了。

夏天過去,巴士站和公共圖書館墻上貼的尋人廣告被清理得干干凈凈,新廣告又貼上來——補習班,找保姆,吉屋出租,現金收購黃金首飾,便宜搬家……四十街街口那個愁眉苦臉發尋人啟事的男人也不在了,他們已經帶著西西的骨灰以及對紐約的怨恨回到遼寧。在上飛機的前幾天,劉海還接受了媒體的采訪,記者陪他去六福殯儀館取姐姐的骨灰,為這只小小盒子里的骨灰開了海關證明。出發前,劉海點了一下,他們一共有九個箱子要帶走,箱子堆在廉租房里幾乎把房間里的空地都塞滿了,老母親坐在床邊,收拾一新準備去機場。“這么多箱子我怎么帶啊?”這是劉海的話,采訪的結束語。

這個時候,四十街口的站街女已經轉移到“南牙買加”靠近長島直通線的汽車旅館里。發廊一條街那兩個黑暗的門洞都上了鎖,老李在隔街開的商鋪也是大門緊閉,大門外的鋁合金防盜門上貼著因欠房租法院發的驅逐令。

又到了忙碌的11月。我的生日那天,小艾送我一件禮物,代替那只消失的招財貓。招財貓并不屬于我,但似乎公司里只有我一個人注意到它不見了。禮物用塑料泡泡紙層層包著,拆開來看里面是一只陶俑,一個身材苗條的女子,約五寸高,橘紅色的身體上覆蓋著一層已經褪色的白釉。女子著袍,戴著小茶碟一樣的帽子,帽子下是端莊的鵝蛋臉,小鼻子小眼睛,好像唐朝侍女圖里的模樣,長長的頸項非常優雅,一只手端在胸口捏著一把粽葉扇,另一只手舉起,手掌殘缺。我伸出手指摸了一下陶俑舉起的殘手。小艾說:“這只手應該是舉著一個碗,或者是一束麥穗, 或者水壺,這三樣在古代希臘都是吉祥的東西。”

小艾笑盈盈地看著我的反應,等著我說喜歡。我當然喜歡,這比招財貓雅致多了。小艾見我喜歡,喜滋滋地解釋,陶俑是過去在紐約的古董店淘的,這叫塔納格里陶俑,是古希臘人下葬時給死者的禮物,伴隨著地下的寂寞時光。這真是古希臘的古董嗎?小艾說這件應該是仿制品,真品在巴黎的博物館里。說著她把陶俑翻過來,給我看下面的銘文,“巴黎羅浮宮美術館, 1968年”。最后小艾說:“梅,我第一次見到你,就覺得你長得像它,送給你。”我擁抱了一下小艾,接過了陶俑。1968年我還沒有出生呢,這還真是一件舊東西。

我把陶俑帶回家,放在客廳里電視邊的柜子上,柜子后掛著一個鑲金框的鏡子,映出陶俑窈窕的身影。白天光線好的時候,鏡子里映出窗外的海,投資移民紀念碑,還有一座一座工地上的吊車。陶俑安靜地站在這些風景前,像自由女神像。但她沒有自由女神那么威武,她單薄多了,微微頷首,帽子下的臉也覆在一層淡淡的陰影里,細細的手臂舉著一只殘破的手。

我小隱隱于法拉盛的事,漸漸被紐約華語寫作圈同人知道。開始有人邀請我去參加作家聯誼活動,兩家華文報紙,開始跟我約稿。國內到紐約來的作家代表團很多,我一直等著省城來的文學客人卻沒有等到。

中秋節,一家新加坡報紙的副刊主編邀請我去一個華美協進社的會,說會后有很好的聚會。主編聽出我不想去,就說客人有好些呢,一個是著名建筑師的公子,一個是聞名中美的老報人,兩個寫作超過半個世紀的文學姐妹,還有一個易經大師,曾在大都會博物館作講座……唯一一個特別的來客,是在紐約地區挺有名的術士——近于盲的半仙,眇一目,擅拆字。這么一說我的興趣來了。華美協進社我去過一次,最早是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學時創辦的,至今那里都有他手寫的社名,裱成橫幅掛在正廳里,斯文在茲。這樣的地方,我當然愿意去,所以立刻答應了。

入席以后周圍都是專業人士打扮,老作家們也是衣冠楚楚,看不出誰是半仙。大姐忙著跟大家客套,簡單介紹我是國內來的作家,隨后就去接待別人。席間我聽著周圍人熱絡地說話,這些人跟我基本都是第一次見面,我插不進話,只管吃菜,有點無聊。吃到一半,一個西裝革履的中年人,走進來,徑直走到我身邊,問可不可以坐下。那個人戴著厚厚鏡片的眼鏡,我側面看過去,可以看到鏡片內部一圈一圈猶如凝固的漣漪,可見是高度數的近視眼。

我們客氣了一番,各自作了自我介紹。他看我的時候,眼球在鏡片后凸出,兩只眼球各自有不同的焦距。他說話時,一只眼球聚焦對面的人,另一只眼球朝別的方向轉動,那樣子有點滑稽。除了那雙眼睛,他有一種近于悲哀的安靜表情。他突然問,你有沒有特別想不明白的事?說完這句,好像怕我沒聽見,他又問了一遍。我這才意識到他就是那個半仙。

我支吾地說了兩句,也沒有說出什么來。這幾年發生在我身邊的事不明白的太多了,無論哪一件都要說上半天,我已經到不加選擇全盤接受的地步,懶得說。半仙聽了我的含糊的回答,也沒有再追問。他好像已經忘記自己的問話,跟旁邊一個人聊起一部新電影,從女演員整容說到編劇兼導演的花邊新聞,然后又說起最近哪里開了樓盤,最后說到紐約市因為給下屬發色情自拍照而下臺的市長……越說越熱鬧,大家都搶著說話。

這些新聞我都是第一次聽說,我再次被冷落到一邊,我倒沒有太在乎。舉目所見,桌上擺著的一瓶清酒,商標是一個巨大的草書寫的漢字。我集中目力去辨認那個筆意飛灑的白底黑字,最后認出那是“魁”。在辨認字時,不知已經過去了多少時間,魁字似乎從紙上跳躍出來,站到我的面前。我伸手取了這瓶酒,給自己又倒了一杯,也幫鄰座的酒杯滿上。這時飯局已經吃到最后一道點心擂沙丸子,一半的人已經離開。包間里開始安靜,我聽到街上一輛電動車嘀嘀地開過去。那車聲聲聲入耳,而且帶著動感,我仿佛覺得自己就坐在那看不見的摩托的后座上,一路顛簸著,搖搖欲墜,駕駛者就是那個中年人。

半仙忽然轉頭對我說,你決定啦,就用“魁”哈。

我說是,這次心里沒有什么疑問,我開始有點相信半仙的超能力了。好像工廠斷電后車床上磨輪靠著慣性在飛轉,我的心里空空的,一顆熱淚從眼角流出,我用手背擦了一下。這樣一個時刻,好像命運將被審判,謎底要揭開一樣。中年人低頭在一張餐巾紙上寫寫畫畫,最后取了一張干凈的餐巾紙,鄭重寫下一行字,對折起來,交給我,讓我散席以后出門再看。然后這人喝干面前的酒,跟我們沉默地打了一個招呼,昂然地離開。我把那張餐巾紙放進包里,伸手再倒了一杯酒,喝完了才跟大姐告別。

酒的熱度燒著我的臉,讓我的心突突地跳著。出來以后已經很晚了,地鐵離開曼哈頓島朝布魯克林開去,經過一段高架在海上的路,窗外的夜色像云一樣飄過。我顧不得窗玻璃的骯臟,把臉貼在上面,隨著車廂的震動,車外的涼意透過玻璃安撫著我的臉,整個車廂好像在云里飛。

回到家里,我取出餐巾紙,打開——上面寫的是“鬼燈一線,露出桃花面”。我心里又驚訝又佩服,如夢初醒——《桃花面》是我的成名作,發表以后進了年度排行榜,幫我當選省作協會員。所有的榮譽、名聲、獎金,都是這部作品帶來的。之后所有的傳聞,網上那些隱私的截屏,舉報領導的謠言,也因它而來。最后我丟了民俗處的工作,走投無路,決定移民,最后落腳到這里。如果沒有《桃花面》,當然也沒有什么榮耀會被人嫉妒,這會兒我極可能依然安安靜靜地在省城里過自己的小日子,每天上班、下班、寫作。想到這里,我的眼淚忍不住流下來。越州和省城,那些事,那些人,恍如隔世。如果不提《桃花面》這三個字,我都幾乎將這人生履歷上最光榮的里程碑忘記了。

“寂寞泉臺,今夜呼君遍。朦朧見,鬼燈一線,露出桃花面。”

或者,這也許僅是那個粗通文墨的江湖術士的把戲,中國文學史上那么多詩詞歌賦,隨便拿一首來應付,天機不可泄露,也不需要任何解釋。我想不明白,但已經慢慢平靜下來,給自己泡了一杯茶,打開電視看13臺的晚間新聞。新聞頭條是長島直通線上發生重大車禍;第二條是紐約市議員提議下,紐約市全面改革禁娼法案……電視新聞的畫面滾動變化,房間里的光線隨之亮麗流動。

我一個人居住,每天打開電視,再無聊的節目都帶來許多人間的聲音色彩。唯一靜止的是柜子頂上的陶俑,她靜默地站在那里微微頷首,舉著一只殘缺的手,一直到永遠。

原載《江南》2021年第4期

責任編輯? 傅煒如

本刊責編? 周美蘭

創作談

紐約的雙女故事

凌? 嵐

2017年紐約警察例行的掃黃行動中,一個華人站街女跳樓,這個悲劇轟動亞裔社區,《紐約時報》對此有連續的追蹤報道。《四分之一英里》的部分故事就是根據這個真實的社會事件寫成的。出事的地方在紐約市皇后區法拉盛緬街的熱鬧地段,餐館云集,白天人聲鼎沸,多年來我們在那里買菜吃飯見朋友。去的次數多了,在那條街上我偶爾會注意到打扮得很俗麗、冬天也穿短裙的“流鶯”,她們在街上行人中并不引人注意,跟街上的樓、樹和廣告牌一樣,基本是沉默的背景的一部分。她們的秘密生活一直要等到出事,媒體報道后才進入公眾視野。她們與我們,代表移民社區的兩個世界,這兩個世界之間是隔絕的。這種隔絕是多年來大家默認的,現在想想也令人心痛。

寫作中我遇到最大的難題是這個社會新聞極容易寫成苦情戲——背井離鄉,為生計出賣皮肉,走上色情行業……這類故事已經被寫過多次,從日本電影《望鄉》開始已有很多經典。另外,僅寫法拉盛站街女在警察逼迫下跳樓,很容易滑落到聳人聽聞的地攤文學的俗套中,一個文友曾經提醒我。

為避免跟之前的文學撞臉——我把這個故事設計成雙主角,雙線進行, 讓另一個人物的人生經歷映襯站街女的故事,讓兩個無論是社會閱歷還是教育程度都天差地別的陌生女人在紐約有片刻的相遇,第二個女性的人生來呼應第一個女性。這種寫法的風險在于兩條線的關聯度,太近不好,太遠也不好。最后我還是選擇了一個遠度關聯,希望在另外一個毫無瓜葛的女性身上,呈現出移民困境的普適性。魯迅先生逝世前一個月寫過:“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 《四分之一英里》兩位完全陌生的華裔女性之間的“有關”,就是這種,屬于天地之間普遍存在的共情,人與人之間同類憐惜——因在一個孤獨的環境里被放大,一個陌生女人的死引出另一個女人的身世之感。

我不敢說我做得很成功,但我很想嘗試新的寫法。這種試新的誘惑讓我甘愿冒著寫砸的風險。一直到小說發表,我都不確定這篇是否寫得好。唯一讓我滿意的是結尾,那個哀愁纖細有著殘破手掌的陶像,代替了自由女神像,既陪伴已經往生的弱女,又守護另一個紐約的梅,它代表我的心愿, 致敬所有勇敢前往遠方的女性, 她們也與我有關。

凌嵐,女,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僑居美國多年。

作品發表于《北京文學》《花城》等雜志,出版翻譯作品,隨筆集,

小說集《離岸流》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版,第二本小說集《海中白象》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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