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自我革命創新生的典范

2021-08-18 08:47洪濤
黨員文摘 2021年7期
關鍵詞:博古遵義會議路線

洪濤

油畫《遵義會議》。彭彬

1935年1月上旬,紅軍勝利攻占黔北重鎮遵義。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義舊城軍閥柏輝章的公館二樓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一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遵義會議精神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尤其具有勇于通過自我革命轉危為機、迎來新生的優秀政黨基因。

中國革命的危機與轉機

遵義會議發生在中央紅軍長征途中,而長征的直接原因則是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

1933年5月,蔣介石開始醞釀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他聽取了國外軍事顧問的建議,調整軍事策略,對蘇區“以政治打擊為主,以軍事進攻為輔”,并且采取碉堡攻略,步步為營,一點一點壓縮蘇維埃區域的空間,最終迫使紅軍放棄根據地。而在中國共產黨內,王明“左”傾路線完全占據了統治地位,博古代表王明主政中央。博古不懂軍事,依賴洋顧問李德,而李德奉行正規戰中的“堡壘對堡壘”、“短促突擊”等戰術。這種軍事方針與毛澤東總結的適合蘇維埃區域的游擊戰、運動戰戰略戰術背道而馳,紅軍越打越被動,最終沒能打破敵人“圍剿”。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紅軍5個軍團,加上蘇維埃各級政府機關、群眾團體,以及輜重隊等近9萬人實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

經過近一個月血戰,中央紅軍突破了敵人的三道封鎖線,在渡湘江時再次與國民黨軍隊遭遇。在這場極為兇險的戰役中,中央紅軍損失過半,人員銳減至3萬多人。湘江戰役的慘重損失,驚醒了黨內、軍內的一批干部,大家都感到極為痛心,同時對遭受損失和挫折的原因進行了反思。

遵義會議之前,就紅軍轉移的戰略方向問題,中央召開了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毛澤東的主張得到黨內、軍內越來越多人的支持,“左”傾路線的代表博古、李德等人被迫作出讓步。這兩次會議的召開,為遵義會議作了必要的準備。

遵義會議是在非常時期為了解決黨內、軍內面臨的緊迫問題而召開的。

會議作出的《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對黨和軍隊徹底扭轉被動局面產生了重大影響,毛澤東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中共中央的核心領導層,對黨內軍內事務有了更大的話語權;由張聞天取代博古在黨內負總責,完成了領導權轉換;取消“三人團”意味著正式解除了李德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

遵義會議在當時黨和紅軍面臨的危急局勢下,首先調整了最為迫切的軍事指揮權,結束了盲目的、機械的教條主義軍事領導路線,使革命軍隊避免了更大的損失,使黨的革命事業重新煥發了生機。遵義會議重新確立了毛澤東對軍隊的指揮權,紅軍從此又有了“主心骨”、“定盤星”和“頂梁柱”,黨的革命事業開啟了新的篇章。

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共產黨人滿腔熱情地投入中國革命,決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但是,由于缺乏經驗,建黨初期,我們黨對于怎樣進行革命,特別是在農民人口占多數、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國里怎樣進行革命,并不是很清楚。而且,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在共產國際、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的幫助下完成的,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一些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指示在黨內被教條式地理解和執行。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黨內出現以王明為代表的緊跟共產國際、號稱“百分之百國際路線”的“左”傾錯誤,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實行戰略大轉移。

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等人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從不同的角度批判了“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及其對中國革命造成的損失。最終,正確路線占據主導地位,以毛澤東為核心的共產黨人重新獲得了對黨和軍隊的領導權與指揮權。

堅持走獨立自主的道路

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這一論斷。它是中國共產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與建設思想的科學概括。

在這一偉大論斷提出30年之后,毛澤東仍然不時提起它,顯示出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一以貫之的看法。1963年,毛澤東在一次與外賓的談話中提到,中國的革命曾經被外國的“先生”包辦,“先生”雖好,卻因為不懂中國國情,不了解中國革命的特殊規律,而沒把“學生”教好,反而使“學生”誤入歧途,遭受損失。因此,對于“學生”而言,一定要有獨立自主的精神,要敢于懷疑“先生”的不足。而“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這次會議批判了教條主義。教條主義者說蘇聯一切都對,不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毛澤東在這里突出強調了遵義會議的作用。在遵義會議之后,中國共產黨這位“學生”才開始擺脫“洋先生”的包辦,開始獨立自主地思考中國革命自身的規律。

遵義會議后,中國共產黨實現了路線轉折,逐漸擺脫了對理論教條的崇拜和對共產國際的盲目依賴,開始獨立自主地分析和解決中國革命自身面臨的問題。因此,遵義會議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開始從幼年走向成熟。

堅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歷程中,思想路線、政治路線起著綱領性的作用。每當正確路線得到貫徹執行,革命就能健康、快速發展;而當錯誤路線占據主導,革命就會遭到巨大破壞。誠如毛澤東所言:“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到遵義會議前近14年,曾經歷過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即 1924年到1927年初大革命的勝利和到30年代初紅軍發展到30萬人、農村革命根據地發展到十幾塊的勝利;1927年大革命失敗和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根據地大部分喪失,白區工作也遭受嚴重挫折。在這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中,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的思想觀念及領導方式被證明是錯誤的。另一方面,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理論、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理論、中國工農紅軍的建軍原則和戰略戰術原則、建黨理論以及“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反對“本本主義”思想等等,則經過歷史的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

遵義會議會議室。新華網

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根據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一系列思考,全面系統地分析和評價了“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大家開始認識到,毛澤東的軍事路線是紅軍克敵制勝的法寶,只有毛澤東才能帶領紅軍走出困境,帶領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遵義會議撥正了中國革命的航向,改組了黨和軍隊領導機關,撤換博古、李德,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組成新的“三人團”。毛澤東成為黨內實際上的領導者,他的軍事路線、政治路線得到全面和深入的貫徹,中國革命迎來了勝利曙光。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戰術重新得到貫徹,那就是在前三次反“圍剿”戰爭中,在面對強大敵人時,由毛澤東總結提煉的誘敵深入、隱蔽主力、突然襲擊、先打弱敵、后打強敵、各個擊破等一系列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紅軍面貌煥然一新,恢復了靈魂和生機。遵義會議后,毛澤東親自領導紅一方面軍展開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后退的運動戰。我軍避實就虛,聲東擊西,仗打得非常機動靈活,經常出奇制勝。紅軍四渡赤水,圍貴陽、逼昆明,牽著敵人的鼻子走,使敵人對紅軍的去向捉摸不定,被調遣得團團轉,紅軍開始掌握作戰的主動權。

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典范

遵義會議實現了黨的歷史上的一次偉大轉折,中國共產黨結束了王明“左”傾路線,開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新的中央路線的領導,紅軍由此擺脫了被動局面,并最終跳出了敵人的包圍圈,從而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的革命事業。遵義會議的偉大轉折,體現出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所具備的自我革命的勇氣,展現了我們黨超強的自我更新、自我挽救的能力,是我們黨能夠克服一切艱難險阻、永葆生機活力的最佳明證。

(摘自七一網 七一客戶端/《黨史文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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