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是如何爭取、瓦解偽軍的

2016-06-21 18:14夏繼誠
黨史博覽 2016年6期
關鍵詞:偽軍新四軍日軍

夏繼誠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領導的新四軍戰斗在華中敵后廣大地區,創建了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成為華中人民的抗日長城。

當時的華中地區,泛指北起隴海鐵路,南到長江,西迄漢水,東至海濱,跨長江、淮河、黃河、漢江,包括蘇、浙、皖、豫、鄂五省和上海、南京、杭州、武漢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戰略地位非常重要。

侵華日軍在華中一直駐有重兵。1938年2月14日,日本大本營命令建立華中派遣軍,下轄第二軍、第十一軍所屬的9個師團和直轄的第十五、第十七、第十八、第二十二、第一一六等5個師團,共14個師團。1939年9月23日,日本大本營下令撤銷華中派遣軍,設立中國派遣軍,總部設在南京。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侵華日軍在華中駐扎了15個師團和14個獨立混成旅團。除了這些日軍,新四軍的作戰對象還包括大量偽軍。

投靠日軍的國民黨正規軍成了偽軍的主要組成部分

日軍大舉入侵華中地區后,各種名義的偽軍大量出現,其中以奉行“曲線救國”為名而投靠日軍的國民黨正規軍人數最多,裝備最好,成了偽軍的主要組成部分。

開始時,各地偽軍自立山頭,有的叫“和平建國軍”,有的叫“和平救國軍”,有的叫“綏靖軍”,名目繁多,不一而足。

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賣國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場。為了擴充實力,他竭力網羅國民黨軍中的投降派和各地的土匪、流氓、地痞等。國民黨第三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孫良誠投降日軍后,任偽第二方面軍總司令兼偽開封綏靖公署主任;國民黨新編第五軍軍長孫殿英投降日軍后,任偽第二十四集團軍副總司令、偽第六方面軍總司令;國民黨魯蘇皖邊區游擊總指揮部副總指揮李長江投降日軍后,任偽第一集團軍總指揮;國民黨將領張嵐峰投降日軍后,任“和平救國軍”第一軍軍長、偽第四方面軍總司令。還有其他國民黨將領如龐炳勛、郝鵬舉、項致莊、潘干臣、楊仲華、徐繼泰、楊揆一等,均先后投降日軍并任偽軍高官。他們的部隊則成為偽軍的正規軍,盤踞于上海、杭州、武漢、開封、徐州以及南京周圍。

此外,還有地方偽軍,包括省、縣級單位的保安部隊、警備隊、“反共自衛隊”、“清鄉隊”等,多達數十萬人。

1941年3月25日,汪偽軍事委員會在南京召開第一次會議,汪精衛在會上講話,要求“大力加強軍事建設”,會后調整了偽軍的編制序列。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陸續抽調大批主力部隊“南進”作戰,駐華中地區的日軍有所減少。于是,日軍加緊推行“以華制華”的反動方針,進一 步擴充偽軍數量,并調整了部署。

汪偽賣國政府的“首都”設在南京,侵華日軍總部也設在南京,華中地區成為日偽的命脈所在地。

對偽軍的方針政策因時因地制宜

1939年5月13日,八路軍總政治部發出的《關于加強偽軍工作問題》電報中指出,“敵人正從其占領地強征壯丁,積極組織偽軍強化偽軍,我們瓦解偽軍的政策應更加強化與積極起來”,并做了七條具體規定。總的精神是大力加強宣傳攻勢和秘密組織工作,設法打入偽軍內部,組織拖槍、逃跑和反正。

1940年1月25日,中共東南分局書記、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在江南敵工會議上指出,汪偽政權大力發展偽軍,我們必須發動廣大群眾參與對偽軍的爭取和瓦解,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組織工作,同時配合軍事行動。

陳毅率第一支隊挺進江南敵后,開辟了以茅山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三年之中爭取了三股偽軍反正。他總結了做好偽軍工作的七條經驗:

以軍事進攻配合政治爭取。

通過居民關系爭取偽軍反正。

偽軍做賊心虛,始終存在觀望心理,我軍愈有抗戰的政治主張和光明的政治態度并獲得民眾擁護,愈可以吸引偽軍反正。

運用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爭取兩面派,是爭取偽軍反正的橋梁。

對偽軍的宣傳鼓動方面應是公開的,應動員廣大人民,造成民眾運動。但如組織反正應是絕對秘密的。機事不密,反陷起義者于死,這是民族的損失。

偽軍反正其作用在造成敵人營壘的瓦解,不是著眼在擴充幾多人槍,因此切忌各方面的搶奪,脫離正確的對敵偽的統一立場,甚至走向用金錢收買,使偽軍待價而沽,甚至泄露秘密,應避免這種偏狹傾向。

不應貪圖小利。凡有覺悟的偽軍,應使其盡可能留在敵方,從偽軍方面進行敵(日)軍工作。只有在事機泄露不能再留下時才堅決反正,爭取先機。

1939年9月,陳毅在新四軍軍部出版的《抗敵》雜志上發表的《論游擊戰爭》一文中寫道:“敵軍內變是對付敵人最好的辦法。敵人進行的是反革命戰爭,他沒有使用這種斗爭武器的政治基礎。我們進行的是革命戰爭,是合乎正義,合乎人道,為了和平,為了自由,所以我們具備使用瓦解敵軍的這種政治上的優越條件。有人懷疑能夠把敵人力量掉轉對付敵人,我們應該決然相信這是能夠的,我們可以做出許多實際來看。”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后,新四軍處于日軍、偽軍、國民黨頑軍的夾擊之下,處境更加艱險,整個敵后抗戰也進入了更艱苦更困難的階段,因此對偽軍偽組織需要采取更加靈活的方針政策。

8月4日,中共中央做出了《關于敵偽軍偽組織的工作決定》。其中對偽軍偽組織的方針政策有11條,主要精神是:孤立日寇,使日寇不能擴大偽軍與鞏固偽軍。對已組成的偽軍加緊爭取工作,以便在必要時與對我有利時實行反正,現時應爭取對我幫助,不堅決反對我們,這是對偽軍偽組織的總方針。

在具體方針政策上,主要有:承認兩面派的地位并采取控制政策;對同情分子嚴守秘密并保持其灰色面目;在交通線及敵人勢所必爭而我在軍事上無法奪取或奪取后不能站穩等特殊地區,對偽軍偽組織采取交朋友的工作,少結仇怨;已建立起良好關系者不爭取反正,寧讓偽軍占領而不引起日寇注意;已不能鞏固的地區,應善于以革命兩面派的態度去敷衍敵人;對偽軍一般不要其立即反正,爭取長期埋伏,以待將來有利時機,特別是成分很壞的偽軍更應勸其不要反正,只有某些深入我根據地而為我必爭的據點之偽軍,在可能時爭取反正,或某些偽軍因我秘密關系暴露不得已才實行反正;對大股反正之偽軍,可以外圍軍看待,不繳械,不強迫改編,不剝奪軍官兵權,合則留,不合則去;幫助他們進步,但不應輕易幫助他們擴大;對偽軍工作最重要的一環是加強爭取偽軍各級軍官,對高級長官亦宜加緊爭取;偽軍偽組織中我黨組織應以短小精干、長期隱蔽為原則,切忌龐大,黨員亦不宜過嚴格的組織生活,以免遭破壞。

新四軍堅決、切實地貫徹執行了中共中央上述指示,華中局并于10月25日做出了《關于加強敵偽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區黨委、各師成立黨政軍統一的敵偽軍工作委員會,集中最大力量來進行偽軍工作,還規定偽軍營長以上的秘密工作一律由當地負責同志處理。

在新的形勢下,對偽軍的策略亦有新的變化。1942年,第一師(師長粟裕)對偽軍的策略出現了五個方面的變化:一是以軍事打擊為主轉到以政治爭取為主,多交朋友,孤立日寇;二是以小股偽軍為主,轉到以較有決定意義的大股偽軍為主;三是以公開反正轉到秘密反正,表面上仍可掛偽軍旗幟,暗中完全聽我指揮;四是對叛變投敵者以寬大辦法代替嚴懲,使其心悅誠服不再頑抗;五是在經濟上較以往寬大。策略的轉變使工作更具靈活性,成效更顯著,整個蘇中地區偽軍有七成的師與新四軍建立了秘密聯系。

1944年以后,國際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新階段,新四軍在華中戰場也度過了最困難時期,開始進入局部反攻階段。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審時度勢,對偽軍的方針政策也做了調整。5月召開的華中局會議確定了對不同偽軍的方針政策。12月8日,華中局又發出了《關于加強偽軍偽組織政治攻勢的指示》,要求對一切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偽軍偽組織有計劃地開展政治攻勢,利用一切關系深入到其內部去。

日軍面臨總崩潰前,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又發出指示,強調把工作重點放到爭取大股偽軍和戰略性地區的偽軍上面,這一中心工作由旅及軍分區以上去做;地方性偽軍由地委去做,要抽調大批干部,組織專門工作委員會進行工作。如大股偽軍調防,該委員會應隨之行動。條件成熟時應組織偽軍反正,不成熟時仍應隱蔽待機,不宜過早暴露與過早反正。

秘密開展對偽軍主要頭目的情報策反工作

對華中偽軍主要頭目的情報策反工作,都由新四軍軍部、各師、各區黨委負責同志掌握。

李長江投敵后,駐防于泰州一帶。陳毅早就了解該部中將副司令兼偽二十四師師長顏秀五早年參加過共產黨,還幾次要求恢復黨籍,遂批準顏秀五為中共特別黨員,和蘇北特委書記惠浴宇(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江蘇省省長)單線聯系。李長江一直將顏秀五視為親信,叛國投敵后將其作為左右手,讓其帶兵。經劉少奇和陳毅批準,惠浴宇帶領敵工部干部盛華、陳超寰等四人秘密進入顏秀五部,建立了聯系,獲得不少情報。日軍幾次下鄉“掃蕩”,新四軍都把兵工廠和傷兵醫院隱蔽到顏秀五部據點里,有時惠浴宇就坐在顏秀五部的電臺旁,幫助抄收日軍發來的作戰電報。

不久,顏秀五陪同惠浴宇面見李長江。惠浴宇向李長江轉達了陳毅對其叛國投敵的訓誡,李聽后涕淚交流。從此,李長江不大愿聽日軍的指揮,甚至和日軍明爭暗斗,有時還向新四軍泄露一些日軍的情報,并掩護中共人員。1943年10月,李長江被削去兵權,偽第一集團軍番號亦被撤銷。

偽蘇北綏靖公署主任兼偽第五集團軍上將總司令項致莊,叛國投敵前任國民黨第三戰區炮兵副總指揮。汪精衛讓他當了偽中央委員、偽軍事委員會委員、偽參謀次長兼偽總務廳廳長。他繼李長江駐防蘇北,后又被調往杭州,兼任偽第十二軍軍長。為了開展對項致莊的情報策反工作,新四軍敵工部干部徐楚光首先爭取了偽蘇北綏靖公署駐南京辦事處中將處長洪俠參加秘密抗日工作。洪俠又通過好友、時任項致莊秘書的程世清獲得了一些有價值的情報。徐楚光又派馬蘊平、樂偉平打入偽蘇北綏靖公署,搜集情報。

1944年9月,項致莊率偽第十二軍調到杭州,任偽浙江省主席兼偽杭州綏靖公署主任。洪俠便改任項致莊駐南京辦事處中將處長。一次,項致莊到南京參加汪偽軍頭目的秘密軍事會議。會議制訂了《京畿地區剿匪方案》,成立了由偽軍上將鄭大章為總指揮、日軍少將淺海為顧問的“剿匪總指揮部”,準備對新四軍茅山抗日根據地進行“清剿”。洪俠和馬蘊平設法搞到了日偽軍事行動計劃和指揮部的電報密碼本,急送華中局,受到了表揚。敵工部干部王宗良還打入“剿匪總指揮部”任上校情報科科長。由于新四軍事先獲悉了這次“剿匪”行動的大量情報,汪偽出動十個團卻一無所獲。

1944年從開封調任偽蘇北綏靖公署主任兼偽第二方面軍上將總司令的孫良誠,原系馮玉祥麾下的“五虎上將”之一,日偽將他調至揚州一帶,以拱衛“京畿”。他手下有第四軍(駐鹽城)、第五軍(駐阜寧),還有騎兵團、特務團、教導團等直屬團,分駐于揚州附近。

新四軍敵工部干部沈詒奉命到泰州秘密會見了孫良誠的堂弟、偽第三十八師少將師長孫玉田,到揚州秘密會見了孫良誠的秘書長,轉交了粟裕的信,還見了孫良誠的甄參事。他們都說孫良誠已看了粟裕的信,表示要為抗戰效力。沈詒還面見了偽第五軍中將軍長王清瀚。以后,王清瀚與新四軍常有聯系,提供了不少情報。1948年王清瀚被秘密吸收為中共特別黨員,在淮海戰役中對策動孫良誠率國民黨第一○七軍投誠起了一定作用。后又奉命到蚌埠策反劉汝明,不幸被捕,被押解到南京殺害。后來,王清瀚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張嵐峰是馮玉祥的老部下,其妻張志蘭是馮玉祥妻子李德全的外甥女。張嵐峰叛國投敵后,全盛時期號稱有十萬之眾,駐于皖北、豫東地區。張嵐峰為了求生存,暗中派人與新四軍第四師師長彭雪楓、政委鄧子恢聯系。第四師敵工部干部劉魯民利用關系打入張嵐峰部偽第八軍中將軍長陳扶民處,開展情報策反工作。張嵐峰、陳扶民都暗中與新四軍建立了聯系,對新四軍作戰不積極。第四師又派李杰、郭蕓等十幾位敵工干部秘密進入張嵐峰下屬偽第十八師做情報策反工作。經過長期工作,偽第十八師全部、偽第五十五師師部和一個團,先后投奔新四軍。

另一個偽軍頭目任援道,汪偽政府成立后任偽軍事委員會常委、偽軍事參議院代議長、偽蘇浙皖綏靖軍總司令、偽海軍部部長、偽江蘇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偽蘇州綏靖公署主任等。新四軍領導了解到軍部教育科科長馮少白(又名洪隆),和任援道之子任祖萱(偽第二師師長)是留學日本 時的同學,遂派馮少白對任援道父子開展情報策反工作。抗戰勝利前夕,任援道會見了馮少白,表示愿意投奔新四軍,并提出了三條要求:一、給他的部隊定一個番號。二、指定起義聯系的地點。三、解決給養。馮少白回軍部后做了匯報。新四軍軍部又派蘇皖邊區政府副主席季方,再去和任援道聯系。因抗戰一勝利國民黨就派人到任援道處,任暗中要馮少白快走,起義已不可能了。

總之,新四軍對華中偽軍主要頭目的情報策反工作,派出的人員較多、級別較高、聯系的渠道也多,方式方法靈活,效果明顯。

大力爭取偽軍反正

抗日戰爭中,新四軍共殲滅偽軍35.2萬人,其中爭取反正5.4萬人。

新四軍從成立時期起,一直強調要爭取偽軍反正。1939年2月,周恩來到新四軍視察,要求新四軍做好17項具體工作,其中有一項是:“瓦解偽軍。敵人從本國抽調部隊到中國來非常困難,主要的是利用偽軍,以華制華,來彌補他兵力不足的缺陷。因此我們應該把瓦解偽軍的工作放在很重要的地位,不僅在軍事上消滅他,而且要在政治上瓦解他,使敵人不敢運用偽軍。”

新四軍甫告成立時,總兵力僅1.03萬人,而日偽軍總數非常龐大,加之對偽軍工作剛起步,爭取偽軍反正在政治上固然影響很大,但過早暴露新四軍的秘密工作,對全局亦未必有利,因此前幾年中偽軍反正的人數并不多。

新四軍策動的第一支大股反正偽軍是湖北的郭仁泰部1000余人,時間是1940年1月19日,地點在鄂中。主要策反人是豫鄂挺進縱隊路西指揮部指揮長、中共鄂中區委軍事部部長陶鑄。

郭仁泰原系幫會“漢留會”頭目,陶鑄對他進行統戰工作,使郭靠近中共。郭仁泰被國民黨逮捕后,陶鑄將他營救出獄,郭萬分感激,稱陶鑄為救命恩人。后來,郭仁泰叛國投敵,任偽鄂西保安副司令。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本來也可用武力解決他,但考慮到郭重江湖義氣,未對新四軍進行過敵對行動,且該部很多人是礦區工人和農民,被迫當了偽軍,為此鄂中區黨委決定派陶鑄和蔡松榮(后改名為蔡斯烈)秘密進入郭仁泰部,與郭見了面。經說服教育,郭表示愿意反正。不久,豫鄂挺進縱隊司令員李先念又派謝威秘密會見郭仁泰并進行策反。其時,新四軍取得了全殲偽軍李又唐部,兩次重創偽第九十九師的重大勝利,對郭仁泰震動很大。在軍事威懾和政治爭取下,郭仁泰率四個團反正。

在敵后抗戰的特殊情況下,偽軍反正還出現了“秘密反正”這種特殊形式。其中又分兩種情況:一是反正后打國民黨軍旗號,實為新四軍部隊;二是反正后仍打偽軍旗號,暗中接受新四軍指揮。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共江蘇省委決定成立浦東工委。浦東工委下屬的偽軍工作委員會,派出多名地下黨員先后打入偽第十三師第五十團,爭取了團長和三個營長成為中共的“關系”,六個連隊中有五個連成立了秘密的中共地下支部,全團秘密黨員有57名,所有的機槍手都是秘密黨員。負責輪訓班長的干訓隊正、副隊長,也都是秘密黨員。

1940年冬,中共浦東工委對偽軍第五十團的去向做了研究。當時有三種選擇:一是公開樹起新四軍旗號,在上海近郊打游擊;二是拉到蘇北去參加新四軍;三是隨同即將調防的偽第十三師,從杭州灣前往浙東,去發展該區的游擊戰爭。經報告上級批準,決定執行第三個方案。后經多方面工作,該部偽軍到浙東后,番號改為國民黨魯蘇戰區淞滬第五支 隊暫編第三縱隊、國民黨第三戰區宗德指揮部第三大隊,實際上由中共浙東區委書記譚啟龍領導。南渡杭州灣的五批部隊900余人,均由中共黨員蔡群帆、朱人俊、方曉、姜文光率領。由于整個抗戰形勢,中共開辟浙東抗日根據地的部隊仍實行灰色隱蔽,使用國民黨第三戰區三北游擊司令部的番號,一直到1944年1月5日,才正式打出新四軍的番號。

拱衛汪偽“首都”的偽警衛第三師3000余人的反正,堪稱秘密策反成功的范例。

偽警衛第三師成立于1944年,全部日械裝備,軍官大都畢業于偽中央軍校,下轄三個團及炮兵連、特務連等,在偽軍中兵員充實、裝備最好、戰斗力最強,被稱為汪偽政權的“寶中之寶”。

新四軍軍部和華中局派到南京臥底的中共黨員徐楚光,負責組織領導對該師的策反工作。

偽中央軍校二大隊有個政訓員名叫趙鴻學,在國民黨軍李明揚、李長江部特務大隊任副大隊長時,奉命看押被陳毅派到“二李”處做統戰工作的新四軍第一支隊政治部副主任陳同生。陳同生對趙鴻學曉以大義,使他深受教育。李長江投敵后,趙鴻學曾發泄對日本人的不滿,被送到南京關押審查。徐楚光在汪偽政治感化院和偽中央軍校曾與趙鴻學多次接觸,兩人還成了結拜兄弟,使趙暗中成了中共的“關系”。后經徐楚光多方活動,趙鴻學當上了偽警衛第三師第八團團長,掌握了兵權。

偽警衛第三師師長鐘健魂,早年參加過共產黨,當過紅軍營長,后在一次戰斗中與黨失去了聯系。一天,趙鴻學帶徐楚光面見鐘健魂。徐楚光分析了形勢,希望鐘健魂率部反正,鐘健魂表示同意。

1945年7月中旬,鐘健魂得知自己將被撤換。徐楚光帶趙鴻學從南京秘密抵達新四軍軍部駐地盱眙縣黃花塘,向新四軍敵工部部長劉貫一做了匯報。劉貫一又報告了參謀長賴傳珠,決定盡快策動偽警衛第三師反正。徐楚光回南京后,向鐘健魂傳達了新四軍對該部的政策:一、反正后對該部不編散;二、即使被日軍發覺部隊帶不過去,鐘師長一人過去,我黨我軍也十分歡迎。

在汪偽“首都”和侵華日軍總部駐地南京,要策動偽軍一個師反正,阻力重重,風險極大。徐楚光和他領導下的地下黨員,戰勝種種困難,終于在8月13日成功策反了偽警衛第三師3000余人,還攜帶大炮34門(其中九二重炮9門、八五炮9門、七五炮16門),重機槍34挺,輕機槍117挺,步槍1100余支,彈藥幾十萬發,電臺2部。

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派城工部代部長劉長勝趕到六合縣迎接反正部隊,并召開了歡迎大會。該部改名為新四軍所屬華中解放第一軍,鐘健魂任軍長,劉貫一兼任該軍政委,徐楚光任副政委兼軍參謀長、第一師師長,趙鴻學任第二師師長。根據鐘健魂的請求,黨組織批準他重新加入共產黨,趙鴻學被吸收為中共黨員。

爭取汪偽空軍反正

汪精衛除大力加強陸軍以外,還成立了偽海軍部和偽航空署,竭力想把偽海、空軍也組建起來。

汪偽航空署署長陳昌祖,是汪精衛之妻陳璧君的胞弟,曾留學德國學過航空工業,擔任過國民黨第二飛機制造廠廠長。投降日本后,陳昌祖在常州辦起了偽中央空軍軍官學校,第一期學員于1943年畢業。汪偽空軍先后搞到了十幾架飛機。為了保護這些飛機,汪偽航空署專門成立了一個警衛營,駐防于常州飛機場。

偽航空警衛營營長顧濟民,原是國民黨軍的團長,淞滬會戰中被日軍俘虜,被迫投降。他看到日軍燒殺搶掠的暴行后,內心很氣憤,加之敵偽內部矛盾重重,感到很難存身。

新四軍在武進縣設有敵工站。他們對偽航空警衛營一連連長顧慶良、一連二排排長陳飛進行了秘密策反,取得進展。然后又做通顧濟民妻子周素英的工作,對顧濟民進行策反。顧濟民有一定的正義感,愛國之心并未泯滅,加之他得知自己將要被撤換,遂于1942年5月18日率部反正,投向新四軍,還發表了《告偽軍將士兄弟及民眾書》,號召偽軍“全體一致參加抗戰,合力驅逐日寇,爭取民族解放”。

偽航空警衛營的反正,引起偽空軍人員的極大震動,尤其對年輕軍官產生了很大吸引力。1945年1月,偽空軍飛行員黃哲夫因對現實不滿被開除軍籍。他通過關系秘密到達宣城,見到了中共宣城縣委書記彭海濤。彭海濤了解到他棄暗投明的決心后,派人陪他到浙江長興農村的新四軍蘇浙軍區,見到了司令員粟裕、參謀長劉先勝、政治部主任鐘期光。聽黃哲夫匯報了汪偽空軍的情況后,粟裕說:“歡迎你們起義。這是件大事,我要告軍部和延安黨中央。”

三天后,粟裕等人再次接見黃哲夫,說黨中央已經復電,要你們待機而動,配合反攻。粟裕還特別介紹了延安機場情況及起義時應注意的問題,要黃哲夫改變原先的名字和我方聯系,當即商定黃哲夫改名于飛。粟裕還講了在南京的聯絡人和聯絡地點。

黃哲夫返回南京后,得知汪偽空軍教導隊已從常州搬至揚州,改為航空處,由白景豐(后改名白起)任少將主任。黃哲夫秘密串聯了少校飛行教官周致和,做白景豐的工作。白雖官居汪偽少將,但也早想投奔新四軍。7月底的一天,黃哲夫在揚州和周致和、白景豐、秦傳家、何健生、吉翔等人秘密開會。黃哲夫傳達了中共中央的復電、粟裕的指示,研究了如何投奔新四軍等具體問題,確定了行動計劃。

汪偽政府有三架專機(“建國”號、“淮海”號、“和平”號),停放在南京明故宮機場,由日本航空公司代管,供汪偽主要頭目專用。要搞到這三架飛機,難度極大。

經過精心謀劃,1945年8月18日,周致和駕駛“建國”號飛機,黃哲夫領航,機上有副駕駛、機械師等5人,從揚州經6小時飛行安全抵達延安機場。后來,白景豐等汪偽空軍人員先后起義,從揚州抵達解放區。

在日軍剛剛投降、國民黨大肆搶奪抗戰勝利果實之際,汪偽空軍人員投奔新四軍的行動,開創了從敵人營壘中駕機起義的先河。后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等中央領導還在延安接見了汪偽空軍駕機起義的機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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