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潘、楊、王”事件甄別平反及其他

2016-06-21 18:07李力安
黨史博覽 2016年6期
關鍵詞:錯誤

李力安

20世紀60年代初期,在嚴重的經濟困難面前,中共中央開始對國民經濟和社會政治關系進行全面調整。就在這時,1960年11月,我被調到中央組織部干部調配任免處(又稱一處)任處長。按照中央組織部領導的指示,干部調配任免處承擔了大量的考核調查和干部調配工作。我記得大概有這么幾項:為加強地方工作和改進基層干部作風,遵照中央的決定,挑選了100名司、局長任地、市委書記;為增強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力量,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指示,推薦了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參加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工作;為執行毛主席關于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協同解放軍總政治部調配了一批部隊的軍、師級干部,擔任國務院財經各部門的政治部主任、副主任;為全面落實黨的干部政策,不僅對在反右派斗爭和“反右傾”斗爭中被錯誤定性、批判的干部進行甄別平反,也對那些因在歷史上被捕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干部進行了重新審查。在我的印象中,歷史上有這樣那樣問題而各級黨委已查清可以任重要職務的高級干部,經我手辦理的就有一些人。在這里,我想詳細講講我經歷的為“潘、楊、王”事件甄別平反的工作。

事情的緣由

1961年5月,我從河南南陽調查回來不久,中央組織部領導指示我帶上三個同志到河南,幫助省委進行甄別平反工作。在省委第二招待所,我們遇到了譚震林同志。他當時正代表中央到河南檢查、推動甄別平反工作,從安陽、新鄉等地一路傳達中央精神,剛回到鄭州。我們聽說他為新鄉地委書記耿其昌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問題平了反,大家一起吃了“團結飯”。譚震林對我們講:廳局以下的干部可由省委去甄別,你們就別管了。但有一個問題省委自己搞不了,這就是河南省委原第一書記潘復生“右傾機會主義”的問題。你們把這個問題查清楚。譚震林同志發話后,我向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電話請示。他答復說:你們聽譚老板的。于是,我們開始處理這個在全國都有影響的“潘、楊、王”事件。

1958年,在發動“大躍進”運動的過程中,河南省發生了一場揭發批判以“潘、楊、王”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大規模斗爭。潘、楊、王,是指潘復生、楊玨、王庭棟。新中國成立后,潘復生任平原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政委,楊玨任平原省委秘書長兼組織部副部長,王庭棟任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辦公廳主任。平原省是1949年以冀魯豫解放區為基礎設置的。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做出《關于調整省、區建制的決議》后,平原省建制撤銷,轄區各縣分別劃歸山東、河南兩省,原平原省新鄉、安陽、濮陽三個專區所轄的新鄉、輝縣、修武等27個縣和新鄉、安陽兩省轄市及焦作工礦區歸河南省。合省以后,潘復生于1952年11月至1958年8月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王庭棟任河南省委副秘書長,楊玨于1955年調任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1954年7月至1957年3月,潘復生因病休養,由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主持省委工作。在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上,潘復生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直到1957年4月,潘復生才恢復主持省委工作。

對潘復生所謂“右傾錯誤”的批判,始于1957年8月召開的中共河南省委一屆五次全會。當時,省委對如何分析河南省情,如何評價合作化運動,如何估計糧食工作的成績與缺點,如何看待三大改造完成后國內、省內的形勢及主要矛盾、階級斗爭等問題,存在意見分歧。這些分歧在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爭的形勢下,很快演變成為兩條路線的斗爭。河南省委一屆五次全會的主要內容是傳達、貫徹中央在青島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精神、中央有關整風和反右派斗爭的指示及全國糧食會議精神。會議檢查、批判了所謂黨內“右傾錯誤”表現,認為省委對右派進攻存在右傾麻痹思想,對反右派斗爭和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意義估計不足,在糧食問題上過多照顧農民利益而忽視、妨礙了國家利益,這些錯誤應由潘復生負主要責任。

會后,對潘復生“右傾錯誤”的批判持續升溫。在1958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以吳芝圃為首的河南省代表在大會發言中報告了同所謂“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潘復生做斗爭的經過。5月18日,中央決定撤銷潘復生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任命吳芝圃為省委第一書記。6月6日至7月1日,河南省委召開一屆九次全體擴大會議,進一步揭發、批判潘復生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言行,認定潘復生與省委書記處書記楊玨、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結成“反黨、反社會主義聯盟”。此后,全省開展反“潘、楊、王”運動,層層揪“代理人”,一大批干部受到錯誤的打擊。在對潘復生的批判中,也出現了一些過火的、侮辱人格的做法。12月,中共河南省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關于潘復生、楊玨、王庭棟同志所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決議》(以下簡稱“原決議”)。

會后,潘復生被下放到河南黃泛區農場任副場長,在經過兩三年的勞動鍛煉后,于1961年10月至1962年5月任中南局農業辦公室副主任、農業委員會副主任。楊玨被從八級降為十一級,下放到洛陽地區孟津縣洪水公社寒亮大隊當社員。王庭棟被從九級降為十二級,下放到許昌地區襄城縣孫祠堂公社柳林大隊當社員。

以上就是“潘、楊、王”事件的大致過程。

涉及的主要問題

1961年5月,我們四個人到了河南,根據中央組織部領導指示,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分頭查閱潘復生主持河南省委工作以來的所有檔案,包括他主持召開的省委常委會議記錄和所做過的報告、總結。我們還同所有的省委常委,地、市委書記和省里綜合部門的主要負責干部談了話,大多數同志認為“潘、楊、王”事件搞過頭了,同意為這三個人甄別平反。我們兩次找潘復生、楊玨等談話,做了詳細的記錄。潘復生不承認自己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但也檢討了具體的錯誤。

為慎重起見,針對當年給潘復生等定下的罪名,我們四個人分成正方和反方,進行辯論,仔細推敲能否為他們平反。通過調查核實,我們認為潘復生等人有缺點,但只是工作中的錯誤,并不是什么路線問題。我們寫了詳細的調查報告,對原決議所認定的六個方面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逐一進行分析,推倒了原來的結論。這份報告的主要內容有:

關于否認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的斗爭、制造階級斗爭熄滅論問題

報告說:潘復生在階級斗爭問題上,有許多觀點是正確的。如他曾多次強調當前社會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強調不要混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界限,不要用處理敵我矛盾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認為整風運動是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斗爭的過程;認為富裕中農是我們團結的對象,貧農、下中農同富裕中農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指出對反革命的破壞活動必須給以堅決鎮壓;等等。

同時,潘復生對當時農村階級形勢的認識是有錯誤的。1957年7月9日,滎陽縣委發了一個《關于發動群眾徹底揭露和打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指示》,提出在群眾中通過駁斥國內和省內右派分子反動謬論來開展階級教育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并在當地或本單位內開展反右派斗爭。潘復生針對滎陽縣委的指示,發了一個《關于不在縣級以下機關開展反右派分子斗爭的指示》。在一定的時間內,為了避免分散力量、照顧不周而出亂子,暫時不在縣以下機關開展反右派斗爭和整風運動,是正確的。但是這個指示對農村形勢的分析則是錯誤的。(今天看,潘復生當年的主張是得當的。)這個指示說:“廣大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問題基本上解決了,所謂思想戰線上兩條道路的斗爭勝負問題還沒有解決,就是說在五百萬知識分子中間兩條道路的斗爭勝負問題沒有解決。滎陽縣委在所發指示中,籠統地說思想戰線上兩條道路的斗爭勝負問題還未解決,是不妥當的。那就會打擊了富裕中農,在農村造成人為的緊張形勢,也會助長了強迫命令作風的發展。”又說:“對于目前反右派斗爭的形勢,應當向群眾進行適當的宣傳解釋,但是絕對不能采取滎陽縣委那樣劃出半個月的時間來進行反擊右派以及‘結合本地本社地主、富農、被管制分子的反動言行,進行大力揭發和批駁的做法。”但事實上,在城市中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和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同時,農村中許多地方,已經發生了由少數富裕中農帶頭的“鬧社”和集體退社事件,部分地主、富農也在乘機倒算。

由此可見,潘復生當時對農村中確實存在著兩條道路的斗爭,是缺乏認識的。潘復生當時沒有明確地理解:在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大量地表現為人民內部矛盾,在少數情況下則表現為敵我矛盾。在人民內部矛盾中,既包含著非階級性的矛盾,也包含著階級矛盾、兩條道路的矛盾;而人民內部矛盾,特別是其中的階級矛盾、兩條道路的矛盾,同敵我矛盾(敵我矛盾當然都是階級矛盾)之間,是可能在一定的條件之下互相交錯以至互相轉換的。在對待富裕中農問題上,潘復生往往過分地強調團結的一面,而忽視斗爭的一面;甚至在部分富裕中農已經成為農村中資本主義道路的代表,同我們進行著嚴重的兩條道路斗爭的時候,還看不到這種斗爭的存在,因而仍然不敢對他們進行必要的斗爭。這也是不正確的。

潘復生在對民權、永城、夏邑“鬧社”事件和臨汝“鬧社”事件的分析上,一方面正確指出事件的性質主要是人民內部矛盾;但另一方面沒有明確認識它們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農村中存在兩條道路的斗爭,對于少數壞人乘機搗亂也缺乏警惕。原決議對潘復生在階級斗爭問題上的正確一面沒有予以承認,只根據他的某些錯誤觀點,加以夸大,籠統地說成是“否認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斗爭的實際存在”,甚至說成是“制造階級斗爭熄滅論”,是錯誤的。

關于否認合作化的優越性問題

報告說:潘復生主張合作化運動要分期分批,要有步驟,批評省委“過去曾經過分肯定大社的優越性”,“盲目地認為社越大越好”,這些都是正確的。原決議說他“堅持把社的規模盡量劃小”,是不符合實際的。潘復生曾指出合作化的成績是基本的,合作化解放了生產力,要肯定和發揚合作化的優越性,要鞏固合作社。他指出合作化運動以后的遺留問題和缺點,并且提出了解決問題和糾正缺點的一些措施,是必要的。雖然那個時期,潘復生在講這些缺點的同時,對于完成合作化以后出現的有利形勢講得少些,這是一個缺點;但原決議說他“否認合作化的優越性”,“宣揚小農經濟的優越性”,則是沒有根據的,是錯誤的。

潘復生針對農村合作化運動以后存在的問題,于1957年6月25日經省委常委會通過后發布了《關于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大豐收的宣傳要點》。

《宣傳要點》中所提出的獎勵農民生產積極性的一些具體政策和措施,如合作社在國家統一計劃下因地制宜、合理種植;牲口分槽喂養、養用合一;兼顧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獎勵生產;合理記工,同工同酬;留足自留地,允許社員個人開墾隙地廢地,自養牲畜,發展家庭副業;正確地開放自由市場,禁止進行商業投機等都是符合中央的政策精神,并且是我們今天在農村中還必須繼續堅決加以貫徹的。

《宣傳要點》中有一條說:“個別社員要求退社者,應首先認真解決困難,做好工作。如進行工作后仍堅持出社者,應根據社章規定允許退社。在處理退社財產時,應從團結生產出發,貫徹互利原則,不得歧視和打擊。”作為政策措施,這也是正確的。但是,在當時城市資產階級右派向黨猖狂進攻,農村中部分地主、富農進行倒算,少數富裕中農帶頭退社的形勢下,把允許退社寫在《宣傳要點》上,公開登報,是有副作用的。

既然《宣傳要點》的內容基本上是正確的,它的頒布又是省委常委集體討論通過的,原決議中卻把這個《宣傳要點》說成是潘復生“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這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

關于攻擊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問題

報告說:當時潘復生是執行了中央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他曾經主張農民口糧留量標準定高一些,這確實反映了當時某些地方農民生活有困難的一面。從這一考慮出發,潘復生同意了關于一般地區吃380斤,經濟作物地區吃400斤至420斤的方案。但是,如果按照這個方案執行,國家每年便要給河南調進若干億斤糧食。這樣過多地照顧農民的要求,而忽視國家的需要,不能說是全面的群眾觀點。在這個問題上的缺點,潘復生已經及時改正,并做了檢討。原決議把潘復生在糧食安排問題上的個別缺點,說成是“攻擊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是錯誤的。

關于對反右派斗爭實際上起了阻撓和破壞的作用問題

報告說:潘復生根據中央的指示領導了反右派斗爭,在對運動的指導上,強調團結中間派,強調說理斗爭,注意防止簡單粗暴的偏向,都是正確的。運動初期,潘復生曾經過早地不切實際地認為反右派斗爭的主要偏向是擴大打擊面。但是不久,根據中央的指示,潘復生便強調了發動群眾深挖右派。原決議把潘復生在這一工作上一時的缺點,說成是“對反右派斗爭實際上起了阻撓和破壞的作用”,是錯誤的。

關于散布生產悲觀論問題

報告說:當時,河南在農業生產上和群眾生活上,確實存在著一定的困難,潘復生對這些困難做了足夠的估計,并且提出不少具體措施和方法,這對克服困難、發展生產是有好處的,應該加以肯定。雖然他對克服困難的有利條件說得不夠,但是,原決議說潘復生“把河南描寫得漆黑一團”,“散布生產悲觀論”,是不符合實際的、錯誤的。

關于在組織上實行懲辦主義問題

這主要是指潘復生在解決永城、夏邑、民權“鬧社”事件和臨汝“鬧社”事件過程中對于干部的違法亂紀行為的處理。潘復生在指導這一工作中,強調嚴肅精神,是正確的。原決議所說的“在組織上實行懲辦主義”,是沒有根據的、錯誤的。

平反的過程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時我們的認識也有局限性,也有一些“左”的觀點。但這份調查報告總的說還是比較全面的,大致把情況說清楚了,也把問題解決了。我記得回到北京后,中央組織部將我們的材料向中紀委做了匯報請示。當時中紀委負責案件調查的李振海同志跟我說:你們平反就平反吧,還兩面說,留了一點兒尾巴。我說:有錯誤就是有錯誤,應該實事求是。

我們到河南期間,中南局剛剛重建不久。中南局在1960年9月建立后,陶鑄于10月擔任中南局第一書記,王任重為第二書記。那個時候,為了糾正“左”的錯誤,戰勝困難,從組織上保證“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貫徹執行,中央對河南省委領導成員逐步進行調整。1961年1月,中央調劉仰嶠任省委書記處書記;2月,調文敏生任省委常務書記;7月,調廣西省委書記劉建勛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改任第二書記。1962年4月29日,中央再次對河南省委進行調整:何偉任河南省委第二書記、中南局委員,免去其駐越南民主共和國大使兼駐老撾經濟文化代表團團長職務;文敏生任河南省省長;吳芝圃調中南局工作,仍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免去其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兼省長職務;楊蔚屏被免去中南局委員職務,仍任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史向生、宋致和調中央分配工作,免去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職務。

我們在結束調查“潘、楊、王”事件的時候,吳芝圃尚未離開河南。我們向正在河南巡視工作的陶鑄同志匯報時,吳芝圃、文敏生同志都在座,都沒有表示不同意見。工作組回到北京后,分別向中央組織部的領導和譚震林匯報。譚震林肯定我們調查得深入、仔細,報告材料寫得實際。他把我們的材料復印出來后交中南局,讓中南局根據這個材料進行核實、做結論。中南局肯定了我們給潘復生平反的意見。1962年4月8日,在有潘復生參加的河南省委第443次常委會議上,省委做出《關于潘復生同志“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平反決議》,認為省委在1957年以來在批判和處理潘復生的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并撤銷了1958年12月《關于潘復生、楊玨、王庭棟同志所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決議》。

1962年5月2日,中南局同意并批復了河南省委的決定。中南局在批復中指出:潘復生在河南工作期間,基本上貫徹執行了中央的方針政策,不是什么右傾機會主義,不應當受到處分。河南省委這樣明確地糾正自己在對待潘復生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是正確的和十分必要的。

中南局還提出四條要求:第一,要全面徹底做好平反工作。1958年以來,河南斗爭錯了和處分錯了的干部數量較大,如果逐個進行甄別,必致遷延時日,不利工作。根據中央指示,可以把幾次反傾向斗爭中極少數確實明顯地犯有嚴重錯誤因而應當保留原來結論的人除外,其余的成批宣布,一律平反。第二,劃清政策界限,抓緊傳達這個決議的機會,使干部和群眾懂得,潘復生過去哪些意見是符合中央政策的,即便在今天看也還是應當那樣做的;而哪些意見則是不完全正確或是有錯誤的,以及錯在什么地方。只有劃清政策界限,分清是非,才能統一思想,加強團結。第三,恢復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健全黨委的集體領導,正確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黨內的分歧必須按照“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處理。今后一定要吸取教訓,永遠不再犯過火斗爭的錯誤。第四,加強團結。無論是原有的或是新去的同志,外地的或者本地的同志,特別是被錯斗了或者錯斗了別人的同志,為了黨和群眾的利益,都要緊密地團結起來。受了委屈的同志既已得到平反,就不要計較個人的恩怨。河南省前一段的錯誤應當由省委負主要責任,現在已經糾正了錯誤,大家便應當積極支持省委,擁護省委的領導。在調整恢復國民經濟的方針政策方面,統一認識、統一行動是十分重要的。目前河南的困難較大,河南5000萬人民群眾熱烈地盼望著我們黨領導他們去戰勝困難,恢復生產。我們相信河南省委和河南全體同志,必能發憤圖強,鼓足干勁,團結一致,逐步克服困難,取得勝利。

經中央批準,河南省委的決定和中南局的批復在《中南通訊》全文刊出。此后,河南省委又于1962年7月30日和12月20日,分別對楊玨、王庭棟的錯誤處理做出甄別平反的結論。“潘、楊、王”在當時甄別平反的干部中是級別最高的,在全國產生了一定影響。潘復生在甄別平反后于1962年被任命為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主任。

我和潘復生在黑龍江的一段交往

潘復生是位老同志,1908年出生,山東文登人。1931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2月轉為中共黨員。他長期在山東省工作,抗戰勝利后任冀魯豫區(大體是后來平原省的轄區)黨委書記。他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增補)和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我和他過去沒有交往,為他平反后也沒有什么聯系。

初到黑龍江的潘復生

1964年8月,我剛被任命為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沒過多久,東北局組織部副部長李志文給我打電話,問我什么時候來報到。我很納悶:“什么報到?”他說:“你不知道?那我不跟你說了。”我找到安子文同志:“李志文說了這么一句話,是不是我的工作要調動了?”他說:“你知道了就告訴你吧。電報就在桌子上放著呢。黑龍江省缺個省委副書記,宋任窮同志到東北局以后從來沒指名要過干部,他現在提出來要你,不好拒絕。部里同意了,已經報中央,還沒批回來。你先不要考慮這個事情,先把組織中央機關的‘四清工作隊的任務完成。”9月18日,我被任命為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處書記。1965年10月,中央調歐陽欽到東北局工作,任命潘復生為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這樣,我們就有了一段交往。

潘復生剛到黑龍江時,生活樸素,作風民主,表現突出地好。上任伊始,潘復生到五六個縣視察,發表了不少講話。回來后,隨行的同志把他的講話做了整理,建議下發全省。潘復生說:那不行。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把它整理以后,拿到省委常委會上討論,大家都同意后再以省委的名義下發。這件事讓我感覺他的工作作風挺民主。

有次省委常委開會,討論花園村一棟停工多年的半截樓是否續建竣工問題,潘復生的表現也不錯。1958年,全國大興土木搞建設,黑龍江也跟風,搞了一個北方大廈,原本是想中央來哈爾濱開中央全會給中央委員住的;還建了一個花園村。工程快封頂時,因資金缺乏,只得叫停。其中有一棟會議樓成了爛尾樓。1966年經濟情況好轉后,省委想把它完工,利用起來。常委會討論這個問題時,潘復生表示要到花園村看看。省委秘書長趕快要車。潘復生問:離這兒多遠?當得知只有一里多遠的路程時,他說:一里路還用坐車?走著去!潘復生穿著布衣、布鞋,帶領十幾個常委步行到了花園村。當時我也在場,心想這個省委書記真不錯。過去,黑龍江的省委書記們習慣在家里辦公,潘復生到后,改在機關辦公。對于這一點,大家的反映也很好。但這些只是一時的表象,實際上潘復生并不是這個樣子。

《五一六通知》下發之后

潘復生任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后不久,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16日,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后來被簡稱為《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要求:“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當時,我正在密山縣參加“四清”運動,結合進行春耕生產。5月末,我回到哈爾濱,聽到了中央精神的傳達。

《五一六通知》下達后不久,6月,哈爾濱市的街頭上貼出反對黑龍江省和哈爾濱市黨政領導人的大字報,省城大專院校學生開始上街游行。7月,省委決定由我和省委常委、副省長陳劍飛率領一個五六人的工作組,指導、幫助哈爾濱市委搞“文化大革命”。當時,哈爾濱市里一些人要把省委書記處書記、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任仲夷和市長呂其恩當作“走資派”打倒,已不讓任仲夷、呂其恩參加市委常委會了。任仲夷是河北威縣人,1914年出生,1936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6月轉為中共黨員。他是北平中國大學的肄業生,參加過“一二·九”運動。任仲夷的思想一直比較活躍,有點子,敢提意見。他是分管工業的省委書記處書記,但工作主要在哈爾濱市。

這個時候,潘復生和省委的意見還是一致的。省委給我們的任務是:任仲夷和呂其恩這兩個同志總的是好的,要保住他們,幫助他們檢查缺點錯誤,力求過關。實在過不了關,準備讓我接替任仲夷,陳劍飛接替呂其恩。

我們下去后,決定讓任仲夷和呂其恩照常參加市委常委會議。我們說:任仲夷是省委書記處書記,他都參加省委常委會,卻不讓他參加市委常委會,你們報告中央了嗎?任仲夷必須參加市委常委會議。如果會議涉及他們的問題,必要時讓他們回避一下。這樣,他們才參加了幾次市委常委會。有一天晚上,任仲夷到我家里,跟我商量該怎么辦。他說:如果市委的同志對我有意見,應該公開講,不要只在背后講。市委能不能開一次會,面對面地對我提意見,進行批評?我和市委第二書記王觀潮等人商量后,開了一次市委常委會議。我在會上說:對任仲夷、呂其恩同志要積極、熱情、嚴肅地開展批評,幫助他們改正缺點錯誤。但有的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認為我說的“積極、熱情”不妥當,任仲夷與他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過了一段時間,一張大字報寫著“肅清任仲夷等人的反革命影響”,我看到后不同意這個提法。我說:誰說他們是反革命了?提批判任仲夷的錯誤可以,但不能寫“反革命影響”。后來,造反派在市委給我貼大字報,說我壓制群眾,包庇任仲夷、呂其恩。我們在那兒工作了十幾天,也沒能保住任仲夷、呂其恩。

動亂迅速在全省蔓延。為了控制日趨混亂的局面,1966年7月18日,省委召開有1萬多人參加的哈爾濱市大中學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會議。主會場設在北方大廈,許多學校還設有分會場。

此前,一些大中學校已出現造反派學生斗爭校、系領導,搜查和查封校、系黨委及總支辦公室,查“黑材料”等過激行為。潘復生到各校開小會時也講過學生中有“變色龍”“小爬蟲”,動機不純的人在那里反黨,試圖要對運動進行約束和引導。他到北京開會后,得知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有一個報告稿,主要內容是講在黨委領導下進行“文化大革命”。潘復生認為黑龍江也應該有這么一個報告,就以李雪峰的稿子為基礎,省委常委會議一字一句地修改,寫成《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徹底搞好文化大革命》一文。

報告稿說,要在黨委領導下進行“文化革命”,要把運動引導到正確軌道上來;要講究斗爭方法,要擺事實、講道理,嚴禁打人、罵人,不要采取戴高帽、游行以及其他形式的變相體罰。報告還說,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一些群眾的糊涂認識,利用黨在工作中的個別錯誤,反對黨的領導,有人假借反對黨內資產階級代理人的口號,實際在那里煽動反對共產黨。

誰來做這個報告呢?由于我是省委書記處中最年輕的,也是新來的書記,潘復生就讓我在7月18日的大會上代表省委做報告。我到黑龍江才兩年,到外地搞“四清”運動八個月,哈爾濱的街道還沒弄清,省里除農業口的干部外,許多人我還不熟悉,我心想不會有人保護我,也不會有人打倒我,沒想到這個報告引火燒身了。

“十六條”下發之后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會議通過了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經毛澤東審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還印發了毛澤東8月5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會后,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全國的紅衛兵組織迅速發展,紅衛兵運動席卷全國。8月中旬以后,黑龍江省的局勢和全國一樣,越來越亂。潘復生的態度也急劇變化。

8月16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生在省委辦公大樓前面公然貼出《省委不革命就罷他娘的官》的大字報。8月18日,潘復生沒有和省委打招呼,就擅自到北方大廈發表講話,公開宣布支持紅衛兵小將們炮打省委這個司令部的造反行動,還戴上紅衛兵袖標參加了游行。這樣,潘復生以最早支持紅衛兵造反的省委第一書記而聞名全國,省委其他人則被拋到了一邊。在12名省委書記處書記中,除潘復生外,其余的陸續被宣布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遭到揪斗。

8月24日,哈爾濱市的一些大中學校、機關、工廠、企業單位召開30萬人的“哈爾濱市各界文化大革命點火大會”。會上稱“7·18”大會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我因代表省委在“7·18”大會上發表講話,就成了主要批斗對象之一。造反派說我是消防隊,是撲滅“造反有理”這把火的。潘復生對我和王一倫說:你們現在不要多出頭露面,不要出去,休息幾天,不要把身體搞垮了。我們在和平村休息了沒兩天,他又批評我們說:你們怕群眾,就不出去。類似這樣出爾反爾的事情還有很多。沒辦法,我和李范五到了哈爾濱師范學院。當時,學生們正批判學院黨委書記杜若牧,要罷他的官。在臺上的李范五和我被逼表態。我倆商量了一下,只能表示可免去他的職務,不過要先與杜若牧打個招呼,讓他心里有個底。但杜若牧沒有扛過去,當天晚上自殺了。我沒有保護好自己的同志,感到非常愧悔,現在想起來仍很難過。等到我后來被罷官時,更能體會到杜若牧當時的痛苦心情。

到了8月下旬,省委常委會已經很難正常召開。會議經常受到造反派的沖擊,有的書記在會上被揪走。常委會決定的事項,造反組織可以隨意否定。省委及機關工作陷于癱瘓狀態。大約在8月25日,造反派在哈爾濱八區廣場開了斗爭省委領導干部的十萬人大會,把李范五、王一倫、任仲夷和我都揪到臺上去,后來還把李范五、王一倫非法關押了起來。當時東北局第三書記馬明方正在哈爾濱,得知了這個情況,非常生氣。他找我談話:潘復生是東北局書記處書記、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為什么一言不發?造反派有什么權力把省委書記關起來?馬明方讓我轉告潘復生,要把李范五和王一倫放出來。我把馬明方的意見向潘復生轉達了。潘復生說,小將們都很激動,我正在做工作,但得有時間。實際上,他并沒有去做任何工作。

八九月間,紅衛兵組織和省委、省政府機關的造反派組織相繼召開大會,揪斗省委、省政府的領導干部,“戴高帽”“掛牌子”“大彎腰”“游街示眾”,要求罷他們的官。由此,掀起了省內各級領導干部被揪斗、體罰和抄家的浪潮。針對學生造反派在9月4日批斗省委、省政府領導時的打人行為,9月7日,哈爾濱第一工具廠和第二工具廠2000多名工人到省委門前,向省委提出五條意見:省委對運動要敢于領導,對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要態度明朗;運動中揭發出來的壞人,要由本單位管理;對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紅色造反團搞武斗的做法要制止;對被造反團控制的省委領導人,要保證安全;不準造反團干涉其他單位的“文化大革命”,同時要求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出面接見工人代表予以答復。這里真實地反映出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工人階級的立場態度。這個時候,潘復生借口眼睛疼,躲避不見。我去請示潘復生,他要我們頂住,讓我和楊易辰去接見工人代表。我們經過好幾個小時的說服和勸阻工作,才避免了工人和學生的沖突,沒有出現什么大問題。此事后來被稱作“9·7”事件。

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潘復生和楊易辰到北京開會,李范五、王一倫已被打倒,省委的日常工作暫由我負責。由于造反派的干擾,局面混亂,省委工作十分困難。造反團和八八團兩派造反派都說對方整了自己的黑材料,分別找省委要求表態。11月1日,我要求兩派各自銷毀調查對方的材料,結果被兩派指責為“挑動群眾斗群眾”。這就是所謂的“11·1”事件。很快,楊易辰和我因“9·7”事件、“11·1”事件,被扣上不支持學生革命運動的帽子遭到批判。

這個時候,有的同志向我建議說,省委只有潘復生能站住,你應該支持潘復生,你不支持他,你就危險了。但我不能支持他的立場和態度。說老實話,因為60年代初甄別平反他的問題,潘復生剛到黑龍江時對我是比較器重和信任的,還曾有要我擔任常務書記的想法。我明確說自己在省委書記處排名最后,年紀最輕,干不了。“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潘復生看我不跟從他,覺得我不可“挽救”,就把我拋出去了。11月20日,根據中央領導關于“三個正確對待”(正確對待運動、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的要求,我在省、地、縣三級干部會議上違心做了《我的初步檢查》。12月中旬,省委機關召開“批判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我又被迫在會上做了檢查。但無論如何檢查,造反派總不滿意,難以過關。接著,就是“掛牌子”,在哈爾濱市14所大學輪番批斗,這家斗完交下一家,身體就這樣被斗垮了,家也被抄。

省革委會的建立

1967年1月,由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操縱的造反派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在上海“一月奪權”的帶動下,黑龍江省造反派也紛紛在許多單位奪權。

1月16日,在潘復生的支持下,23個單位的造反派成立聯合總部,發表《紅色造反者聯合接管省、市黨政財文大權的公告》。1月31日,“黑龍江省紅色造反大聯合大奪權誓師大會”召開,宣布成立“黑龍江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同時發布《第一號通告》稱:中共黑龍江省委、黑龍江省人民委員會的黨、政、財、文等一切領導權自即日起歸該委員會,停止黑龍江省委、省人委的一切領導權。這個造反委員會還請潘復生和省軍區司令員汪家道擔任顧問。

當天,潘復生召集省委常委會,對我們說:“小將們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奪權了,省委和省政府從今天晚上起停止活動,再活動就非法了。我跟小將們講,我看還有一些同志是不是也當顧問,但他們不答應。我和汪司令員是顧問,我們先掌握著,過一段時間再說。”這樣,省委、省人委的其他領導同志徹底“靠邊站”了。

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東北的新曙光》的社論,肯定了這次奪權行動和建立起來的革命委員會。過了一段時間,中央認為學生造反派難以掌管全省的工作,決定讓潘復生任革委會主任,汪家道任第一副主任。3月23日,中央批準黑龍江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改稱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潘復生任革委會主任,汪家道任副主任。

1967年4月26日,中央組織部的造反派來到哈爾濱,傳達康生指示,說要把我這個安子文的“黑干將”揪回北京審查。我回家帶了幾件衣服和一本《毛選》,跟造反派回到了北京,接受批斗,后被發配到“五七”干校。這一走,就是五年。由于在粉碎“四人幫”后我擔任黑龍江省平反冤假錯案領導小組副組長,對離開黑龍江后發生的情況仍比較了解。

1967年10月27日,中央發出通知,提出“在已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復黨的組織生活”。黑龍江省革委會于1968年2月電請中央成立中共黑龍江省核心小組。1970年5月,中央批準潘復生任省革委會核心小組組長,汪家道、劉光濤任副組長。這個時候的潘復生,早已和剛到黑龍江的時候判若兩人。他自負地說:報紙怎么不寫社論?我的每次講話你們稍微改一下,都是一篇好的社論!當時的黑龍江報紙仿照《人民日報》的文風,有“潘政委和他的親密戰友汪家道司令員神采奕奕地向我們走來”之語。潘政委即潘復生,任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后,即任黑龍江省軍區政委,1967年5月至1971年9月又任沈陽軍區副政委。

省革委會建立后,潘復生支持一派壓一派,派仗越打越烈。從1966年到1970年的五年時間里,潘復生整了很多人,把大批老干部整下去了,所有的省委書記全打倒了。他到黑河地區走了一圈,就罷免了五個縣委書記,以“里通蘇修”的罪名對他們進行斗爭。他還提出,生產隊的老三位(支部書記、大隊長、會計),留一位,打倒兩個。據《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記載,在1968年開展的“反右傾”“反復舊”“反復辟”和清理階級隊伍的斗爭中,潘復生認為黑龍江省“特務絆腳”“壞人如毛”,要求“挖地三尺”,徹底清除壞人。全省揭出1200多起所謂“反革命階級報復案”,定了2.9萬多名所謂“漏網走資派”,被揪斗、被撤換、被批判的干部達5萬多人。全省設立了1000多個“叛徒”“特務”專案組,將歐陽欽、李范五、陳雷和省委常委12人打成“叛國集團”主要成員,省、市的168名各級領導干部受牽連,全省造成冤假錯案8萬多起,非正常死亡許多人。

到后來,潘復生和汪家道之間也產生了矛盾。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潘復生未報經中央批準,對汪家道和沈陽軍區支左的一批軍隊干部進行批判。陳錫聯、毛遠新為此對潘復生不滿,認為他打倒老干部一大批、打倒軍代表一大批、打倒造反派一大批。1971年6月,沈陽軍區決定對潘復生免職審查,認為他被捕坐過監獄,給他定為“叛徒”“走資派”,黨內外職務一抹到底,下放到沈陽農村勞動改造。汪家道隨后當上了省委第一書記。

粉碎“四人幫”后,中央在1977年12月改組黑龍江省委,楊易辰擔任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從遼寧回到了黑龍江,省委摘掉了他的“叛徒”帽子。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央幾次就“兩案”審判召開會議。黑龍江省委鑒于潘復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犯有嚴重錯誤,曾提出要開除他的黨籍,但中央沒有批準。1980年4月,潘復生病逝于哈爾濱。

猜你喜歡
錯誤
我會找錯誤
我會找錯誤
我會找錯誤
我會找錯誤
我會找錯誤
糾正關于e的一種流行錯誤
第十章 米粒的錯誤
“怒”與“努”
舉和拳等
“浮”字等
中文天堂最新版在线www-bt天堂网www天堂-电影天堂 宅男电影
许家印为恒大注入超70亿续命资金 速度与激情9 嘉南传 国际人士热议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 千与千寻 星际穿越 两个女人 男子写80页PPT拯救爱情却离婚 许家印为恒大注入超70亿续命资金 大连一密接者擅自点外卖聚餐被调查 许家印为恒大注入超70亿续命资金 中国共产党第三个历史决议全文发布 两个女人 我和我的家乡 男子体检血中抽出2升油浆 安娜贝尔 意大利错失直接晋级世界杯资格 国足战澳大利亚大名单:4归化在列 花木兰 林丹世界排名被正式移除 长津湖 意大利错失直接晋级世界杯资格 意大利错失直接晋级世界杯资格 大连现超级传播者26人在同一传播链 蜘蛛侠:英雄归来 俄方回应卫星碎片危及国际空间站 安娜贝尔 两个女人 24岁救人牺牲消防员获批为烈士 突围 怒火·重案 国足战澳大利亚大名单:4归化在列 大连一密接者擅自点外卖聚餐被调查 意大利错失直接晋级世界杯资格 加拿大一枝黄花到底是什么? 花木兰 你好李焕英 斛珠夫人 周冠宇成为中国首位F1车手 房价上涨城市创七年新低 拐点来了? 周冠宇成为中国首位F1车手 加拿大一枝黄花到底是什么? 男子体检血中抽出2升油浆 扬名立万 中国共产党第三个历史决议全文发布 长津湖 加拿大一枝黄花到底是什么? 逆局 峰爆 林丹世界排名被正式移除 北京冬奥火炬宣传片获金花环奖 24岁救人牺牲消防员获批为烈士 大连现超级传播者26人在同一传播链 长津湖 大连现超级传播者26人在同一传播链 速度与激情9 灵媒 国际人士热议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 中美元首会谈重点内容 大连一密接者擅自点外卖聚餐被调查 浦发银行回应近3亿存款莫名被质押 加拿大一枝黄花到底是什么? 扫黑风暴 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发布 #耿直真香哥黑化卖惨# 国际人士热议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 安娜贝尔 我和我的家乡 24岁救人牺牲消防员获批为烈士 国际人士热议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 灵媒
西乌珠穆沁旗| 六枝特区| 大兴区| 吉木乃县| 阳谷县| 蕉岭县| 玛纳斯县| 克什克腾旗| 兴隆县| 察隅县| 凭祥市| 西充县| 乌兰浩特市| 南汇区| 棋牌| 西畴县| 溧阳市| 五峰| 枝江市| 海伦市| 台江县| 林口县| 尤溪县| 敦煌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