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經濟學拉下“神壇”

2016-05-14 21:12唐山
檢察風云 2016年9期
關鍵詞:神壇泰勒杯子

唐山

《“錯誤”的行為》

作者:(美)理查德·泰勒

譯者:王晉

出版:中信出版社

在現代社會中,有一個巨大的神話者——“經濟學”。其他學科只解答專業、具體的問題,而經濟學卻可包打一切。這就是為什么,幾乎所有政府“智庫”都以經濟學者為主,其他專業學者即使能側身其中,也極少參與決策,無非是在需要時,充當一下提供背景知識的角色。

經濟學者們幾乎從沒正確地預測過經濟危機的到來(或者說,他們預測錯的次數太多,以至于極少幾次預測正確,從概率上說,并不比瞎猜更高),也很少有新主意,更奇妙的是,面對同一組數據,不同經濟學者會有完全不同的解讀。

但,經濟學的顯學地位,依然屹立不倒。

因為,經濟學建立了一套決定論式的、貌似嚴密的解釋體系,給人以信心:世界是“合乎邏輯”的,因而是可以預測和把握的。可這套解釋真的成立嗎?它是不是虛擬出來的一個自娛自樂的游戲呢?

當太多人以為畫一條供需曲線便可解釋一切,甚至將經濟學解釋任意擴展到法律、倫理、社會等領域時,不能不讓人警覺:世界上并無絕對真理,也絕不可能有一種學問包治百病。

推敲起來,經濟學大廈建構在兩塊基石上:其一,人是理性動物;其二,市場自動均衡。這兩點從未被證明,但重復的人太多,我們已自覺不自覺地將它們視為真理,但《“錯誤”的行為》的作者理查德·泰勒偏偏不這么看。

理查德·泰勒在課堂上做了個有趣的小測試:

A.假設來上這堂課,你會接觸到一種罕見的致命疾病。如果染上此病,下周你就會毫無痛苦地死去,你患病的概率是千分之一。我們只有一份解藥,會賣給出價最高的人。如果你買到解藥,你的死亡風險將降至零,你最多愿意為此藥支付多少錢?

B. 校醫院的研究人員正在研究一種罕見的疾病,他們需要招募一些志愿者,志愿者依次走進房間待5分鐘,染病率為千分之一,如果染上此病,患者第二周會沒有痛苦地死去。目前這種病沒有任何解藥。如果參加這項研究,你最少會向研究人員要多少錢?

顯然,這兩個問題的內核是一樣的,即:面對千分之一的風險,你愿意支付多大代價。測試結果讓人大吃一驚:在A測試中,平均答案是2000美元;在B測試中,平均答案是50萬美元,還有很多人表示,給多少錢都不干。

同樣一條命,定價為何前后不一?最合理的解釋是:人并非完全的理性動物。

其實,還有一個更有說服力的實驗,即“最后通牒博弈”:A、B兩人同時看到地上掉了100美元,A撿起來,與B協商分錢。該實驗在不同國家重復多次,結果驚人相似——絕大多數人要求對半分,如A提議分給B低于40%時,則B寧可不要,也不接受該方案。

如果說人是理性動物,40%總比沒有強,B為何不接受?

這是因為,在我們內心中,公平比利益的地位更高。只有黑猩猩才會面對一車香蕉,你分給它一只,它也很高興——黑猩猩才是真正的理性動物,人卻并非如此。

凱恩斯曾說:人有“動物精神”,使他們常常做出錯誤決定,從而引發市場持續波動。換言之,市場波動只是“噪聲”與“意外”,并非常態,是市場的隨機性偏差。

然而,泰勒通過實驗有力地證明:這個偏差源于系統本身,只要現有市場系統仍然存在,這個偏差便不可能被糾正。

問題的關鍵,在于人對“得到”和“失去”的定價不同。以課堂實驗為例,學生們在“買藥保命”中反應消極,在“丟命”風險前卻反應過度,因而兩個價格的落差懸殊。

該效應還可通過其他實驗來檢驗:某教授藏酒,當年用10美元購入,10年后此酒價至100美元。A. 如果他喝了這瓶酒,等于花了多少錢?B. 如不小心摔碎酒瓶,酒全部流失,他損失了多少錢?

面對A,絕大多數人答案是10美元,面對B,絕大多數人答案為100美元——顯然,與高興獲得(酒升值了)相比,人們更厭惡失去(酒瓶摔碎)。

由此可理解,賭馬時人們為何更傾向于壓冷門馬。冷門馬1美元平均回報只有14美分,熱門馬的平均回報為90美分。可賭馬前要先交17%的手續費,換言之,你一上來便虧損了,在“厭惡失去”的誘導下,當然想壓賠率更高的馬,以盡快翻本。

在賭場中,多數人會將贏的錢與自己的錢分開放(至少在大腦中加以區分),贏錢時,人會更謹慎,小賺即可,可一旦輸錢,便立刻成了冒險者。

通過大量實驗,泰勒發現,平均下來,人“厭惡失去”比“高興獲得”強1倍,換言之,二者定價為2:1。

于是,泰勒推出“杯子實驗”,給一半學生發杯子,另一半發錢,然后讓大家協商買賣,結果令人吃驚——只有1/3的學生成交,剩下2/3的學生未成交。此實驗重復多次,結果均差不多,因為每個學生都認為手上現有的東西(杯子或錢)更珍貴,他們寧可將其保留,不愿因交易而失去。(實驗結果恰好契合了“厭惡失去”與“高興獲得”之間定價比為2:1)

“杯子實驗”的價值在于:它推翻了“市場自動均衡”的假說。事實證明,如無其他因素介入,市場并不自動均衡,人們總是更愿保留手中已有的東西,故每次交易,人都會覺得自己是受害方——于是,員工永遠抱怨老板,消費者永遠厭惡商人,而商人、老板也認為自己是受害者。

那么,為什么市場依然存在、依然有效運轉?泰勒認為,這是因為政府、社會為市場提供了框架,這些“家長”必不可少。正如貧困國家常受瘧疾困擾,如果肯用蚊帳、抽水馬桶,就能大大降低患病風險,可富國捐來后,那里的人們卻把蚊帳做成婚紗、把馬桶用來養花。他們是真的愚昧嗎?其實不然。因為他們此前沒有用蚊帳、用馬桶的習慣,而富國的孩子從降生起,這些便已成他們生活的一部分,父母并不需征求他們同意,他們就習慣了使用它們。

讓不習慣用的人去用,猶如讓習慣用的人不用,二者同樣艱難。從這個意義上說,放任自由未必都好,而“家長主義”也未必都壞。

傳統經濟學正越來越依賴于復雜計算,與實證漸行漸遠,作為行為經濟學的開創者,泰勒在本書中展示出了探索的趣味、破除迷信的勇氣,在酣暢與詼諧間,他幫助讀者完成了一次頭腦體操。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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